“治吏”获肯定 昆明打上“仇和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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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傍晚，飞机降落昆明巫家坝国际机场。这里距市中心只有6公里，是全国民用机场中离市区最近的一个。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乘出租车刚出机场，就闯入下班的车流中。经过一连串漂亮的二环线高架桥，车行如飞。正想赞叹昆明“治堵”效果明显，谁料下了二环，立即陷入拥堵的汪洋大海，每条主干道的3/4，都被蓝色施工围栏圈去了。
“在修地铁，6条一起修。”出租车司机说，“仇和书记说昆明的交通需要‘休克疗法’，再忍忍，等修好地铁，就彻底不堵了。”看车窗外，虽然堵，秩序却很好。不时能看到冒雨巡逻的警察，每隔一段，路边就有一个简陋的白色治安棚。“这也是仇和干的，把警察全‘赶’上街，派出所只准留3个人值班，昆明的治安好多了。”到目的地，一开车门，就感觉尘土直往鼻孔里钻。来接的人笑着解释：“附近在拆一个城中村，浮尘比较多，昆明已经拆了很多这样的地方了。”
治堵、治官、治城中村。踏进昆明才半个小时，记者就迎面撞上仇和留给昆明的“三大烙印”。
迎送仇和，都有那个故事
此时此刻，仇和正在跟这个城市说“再见”——19时35分，《昆明新闻》播出当天下午“昆明市干部大会”的实况，643万昆明市民听到了仇和的告别演说：“4年来，昆明这座城市给了我阳光、雨露和养分。我愿意作春城大地上的一棵树，为这座城市增色添彩，与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植根在这座城市，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梦也会在这座城市……我衷心地感谢昆明人民！我深深地热爱昆明这片土地！我真诚地祝愿昆明的明天更美好！”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思远，坐在客厅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思考仇和的每一句话。他手边堆满了报纸、杂志、会议记录和文献资料，仇和在昆明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他收集起来。熊教授告诉记者：“我很舍不得仇和卸任，坦率地说，我们很多学者，都希望他能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还在江苏的时候，我就很关注他。2007年12月初，昆明市政协召开两会的预备会。会议间隙，一位市领导压低声音，跟我们这组透口风说：‘仇和要来昆明当市委书记了。’我心里一跳，赶紧抓住他问：‘仇和？是那个仇和吗？’他说：‘还能有哪个仇和？就是他！’啊呀，我们这组很振奋，仇和来昆明，好事啊！昆明这么多年发展不起来，在全国省会城市的GDP排名长期倒数第一，我们盼一个敢闯敢干的‘一把手’，盼了多少年啊！”
消息很快在昆明市的干部中传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级干部告诉记者，从2007年12月中旬开始，机关里“人人都在谈仇和，天天上网搜仇和，个个能把仇和的辉煌史倒背如流”。12月28日，市里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往年这个日子，大家一门心思过元旦，开会能溜就溜。但这次，提前十分钟市委礼堂就坐满了，大家都瞪大眼睛看新来的‘当家人’是什么三头六臂。仇和一开口，一连串的排比句，口才惊人，气势磅礴，昆明哪见过这样的官员发言？马上就有人鼓掌。气氛之热烈，在昆明官场前所未有。”
但仇和说着说着，就让台下1000多名干部倒抽凉气了。“我仇和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仇和说，大家“要拼了命地干”，谁不干、干不好，就面临“最严厉的问责制度”。这位干部告诉记者：“散会时，我们是又兴奋又忐忑，一个同事偷偷问我：‘你说，最严厉的问责会有多严厉？’我答不上来，只觉得机关的舒服日子是到头了。”
4年后，当记者问这位干部对仇和离任有何感想时，他沉默良久，叹口气：“这么说吧，以前像这样晚上11点钟你吵醒我，我肯定骂死你。现在，我都习惯了，11点还要看文件、看书、打电话安排明天的工作。”这句话虽答非所问，却让记者察觉出他“百感交集”的味道。“我今晚没睡，拿着仇和当年的‘就职演说’和今年的‘告别演说’，对比着看了好几遍，他来和走，都讲了一个故事，说非洲草原上，羚羊每天一醒来，就知道一定要比狮子跑得快，不然会被吃掉；狮子每天一醒来，就知道一定要比跑得最慢的羚羊快，否则会被饿死。仇和说，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你都要比别人跑得快，才能生存下去，这是铁的法则和规律。我们昆明在省会城市里，是跑得最慢的那只羚羊。仇和拿鞭子抽了4年，羚羊知道拼命跑了。但仇和为什么在离任时，还要再讲一遍这个故事呢？我想他是有深意的，因为羚羊跑得还不够快，更不能再慢下来。”
最受肯定的是“治吏”
昆明人对仇和的复杂感情，源于仇和一手推动的“新政”。
素有“铁嘴学者”之称的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2008年首次提出“仇和新政”，这一概念此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在石鹏飞看来，“仇和新政”包括了一整套重大改革措施：整顿吏治，打造班底；开展城市综合治理，滇池水系、交通拥堵、城市绿化得到全面整治；强力拆迁，推动城中村改造；招商引资，力促跨越式、压缩化、超常规发展……
问一千个昆明人，一千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在所有“新政”中，仇和做得最好的，是“铁腕治吏”。对仇和2008年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官场行动，昆明人至今津津乐道：1月28日，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昆明本地官员再不敢懈怠；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轰动全国的“瞌睡门”发生了。
2月20日，在招商投资专题讲座上，第一排一名官员打瞌睡，长时间没醒。仇和喊道：“第一排在睡觉的，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职位？”吓醒的官员站在会场上，不敢答话，旁边的人代答：“呈贡县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蒋文辉。”
据仇和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当时仇和没再追究，继续开会。但两天后，呈贡县紧急召开纪委会议，县长宣布蒋文辉辞职，投资促进局局长向大会作书面检查。而且，会议通过电视台向全县播出。过了几天，仇和看到各大报纸对“瞌睡门”的报道，才知道蒋文辉辞职了，吃了一惊。“但仇书记没再说什么，毕竟是县纪委的决定。我们倒是私下觉得，有这个‘下马威’也好，对其他官员是个严厉的警示。”
这些事彻底搅动了昆明官场。有人打了个生动的比方：“昆明是一个温吞水、慢悠悠、与世无争的城市，官员作风当然就更加‘懒、庸、散’。仇和应用了管理学上著名的‘鲶鱼效应’，他像一条快速游动的‘鲶鱼’，冲进昆明这个昏昏欲睡的沙丁鱼池里，放了几把火，吓得所有沙丁鱼醒过来，变了个活法。”
多名公务员告诉记者，仇和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女干部随仇和调研，不敢穿高跟鞋，否则跟不上；没人敢关手机，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一个下大雨的中午，仇和撑把伞，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观察，看到垃圾车里的垃圾顺着雨水往下流，就打电话给正在吃饭的环保局长，要求立刻解决；有一天，仇和试拨110报警电话，响了好长时间无人接听，他马上坐出租车到报警中心，发现值班人员在睡觉，他当场命令，以后警察不许“坐班”，全部“上街”……
有的官员向记者诉说：“最苦的时候，我真是不想干了，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背后没少骂仇和是‘酷吏’。有门路的想方设法往省机关调，仇和就管不着了。没门路的恨不得能辞职。”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仇和新政”效果惊人的好。老百姓办事，“衙门好进了，脸色好看了”；企业办事，“手续简化了，效率提高了”。
直到临别，仇和才在“告别演说”中，对昆明官员首次露出温情：“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格、批评人较多而伤害一些同志的感情，造成个别同志的误解……今天，也借此机会，对因我个人主观原因，留给昆明的遗憾，带给同志们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说到这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弯腰向台下鞠躬。沉默几秒钟后，台下的掌声响起，有的官员眼里含满泪水。一位处级干部说：“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是意外，是感动，是委屈，还是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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