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法治中国”是社会信任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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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后第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7日在京召开。会议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政法机关要以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重点，把加强法治建设贯穿于政法工作的全过程，带头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

　　“明法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德与法，自古以来就是框制社会秩序的两个主要维度。今天，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成为政法工作目标，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成为法治建设的灵魂，而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成为法治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令人想起陈弘毅先生的那句名言，“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

　　秩序是信任的基石，而尊重则是信任的引擎。眼下而已，以法治之本修弥社会信任似乎更显迫切。中国社科院7日在北京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心态蓝皮书》）。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线”，出现了人际间不信任扩大化、群体间不信任加深等新的特点，并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社会信任指标下降的一个特点是人际不信任的扩大化，只有不到一半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另一个特点是群体间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之间等许多主要社会关系之间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

　　立法是修复信任链条的第一步。各种不信任或失信之所以泛滥或得逞，恰在于诸多领域边界不清、而道德亦无法承担底线的责任。譬如对于倒地老人搀扶问题，既有道德失范的隐忧，更有法令不彰的因由，西方国家有保护好人的《好撒玛利亚人法》、新加坡有惩戒讹诈好人的严苛法度——而这些，恰恰是严惩碰瓷与褒赏道德行为的基本“度量衡”。即便以眼下的新交规观之，新法实施后信号灯违法现象锐减起码也说明，严刑峻法，对于“车德”等顽疾亦有裨益。

　　执法是稳固信任关系的防火墙。正如政法工作会议所强调，“要着力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力、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拒腐防变能力”。建构转型期的信任关系，执法是最显性的一步。司法只有从纸面归于现实，法治才能获得蓬勃的生命力。蓝皮书分析说，中国社会信任水平下降，原因可能来自频发的公共事件，冲击了市民对社会的诚信感受，而调查显示，民众对政府机构、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尤其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少数政法部门的任何出尔反尔或虚与委蛇，对法治大局都是极大的损耗——“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至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弄脏了水源”。

　　守法是重建信任体系的关键一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十八大报告也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日前，82 岁高龄的法学泰斗江平在谈及法治建设时更直言，“建设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当前亟待纠正一些司法偏差，亟待进一步树立《宪法》和司法的权威，推进依法行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守法有两种，一是公权守法不逾矩，二是私权守法不犯规。前者是构建官民、警民之间信任关系的核心，而后者是调和医患、民商等对立关系的根本。于前者而言，更为重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部署2013年反腐败工作时指出，少数党员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个别领导特别是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全党须增强忧患意识、坚定果断刹风整纪，加大办案力度，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信任与沟通看似是道德治理命题，但在现实语境下，更是对法治建设的吁求。“法是最低的道德”，法治越健全有序，社会生态越谐和温润。有公平的秩序、有公正的结果、有公开的博弈，多元的利益关系才不至于顾此失彼，喧哗的话语表达才不会将民声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