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我国的捐款行为已变味

杨凡

不为地震捐款，孩子就拽着家长衣服不让走，这是前日在丰台区南四环某幼儿园门口发生的一幕。而在丰台区另一所初中，老师拿本登记学生捐款数，很多学生跟风捐款超百元。多位家长表示，这些募捐变了味儿，觉得学校和老师强制孩子多捐款。(4月25日《新京报》)

对此，其中一所初中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称，学校并没有强捐，可能是个别老师的素质问题，“度上掌握不好”。说句实在话，这还真不是素质的问题，这么多年来，学校组织的捐款这个“度”似乎从来就没掌握好过，而且恐怕也没可能掌握好。我们这个年代的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学校组织的捐款，对于这样的捐款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心理再清楚不过。大家都是中国人，何必自己骗自己。

在这样的情景下，去讨论学校有没有强制学生捐款没什么太大的现实意义，真正应该讨论的是，学校根本就不该组织学生捐款。或许更多人对于学校组织捐款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是因为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了“单位人”的社会形态，觉得一切事情都有“单位”来包办再正常不过，既然成人可以由单位组织捐款，那学生的单位就是学校，学校组织捐款逻辑说得通，加上学校一般与红十字会这样的行政化的慈善机构进行合作，在体制内就更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事实上，如果从一个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不但很“中国特色”，而且也很奇葩。

现代化的慈善本身就该由专业的无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进行募款，即便是成人的单位组织捐款本身也不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讨论的重点，更不是学校组织捐款会不会导致强捐，而是学校组织的捐款本身就具有强捐的意味。

学校组织的捐款大多是由老师进行组织，而老师在学生的眼中应该有威严的，同时也是有权力的。老师这两个层面的角色决定了学校捐款强制意味，老师的威严决定了，老师组织的捐款，学生不可能不捐，如果学生可以不捐，又是将师道尊严置于何地？同时，因为老师拥有权力，就意味着那些捐得多的孩子会受到老师的表扬，而那些捐得少的孩子会觉得难堪。

有些人认为这是孩子喜欢攀比，事实上，攀比只是表象，处于“老师——学生”这个权力场中，孩子们这样的表现是无法避免的。而且，这还没有讨论，学校在组织捐款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将捐款数目看做是老师个人的政绩和学校的政绩，这恐怕又会增加学校捐款的强制性了。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学生根本没有钱，学生本身即不赚钱，对钱也没有支配能力。

慈善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自主性，捐款只有对于那些对自己的财产有支配权的人而言才具有意义。而对于那些中小学甚至是幼儿园的孩子，他们连基本的民事行为能力都不具备。换句话讲，这个年龄的孩子，连出去卖一件东西，都是无效的买卖合同。让他们去捐款，既违背慈善的初衷，而且在法理上也是说不过去的。

很多人觉得捐款就是献爱心，这没错，但捐款更是一种个人对财产的支配行为，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没有财产支配权的人去捐款？正常来讲，慈善捐款是需要开发票的，并且可以抵消个税，我国也有这样的规定，如果学校组织学生捐款，试问这个发票该如何开？

更重要的是，学校组织捐款本身是一种包办爱心，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公益心和公民意识。由学校来包办捐款，学生既感受不到公益事业的热忱，也无法培养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素养。学生所需要做的只是被动的向父母要钱向老师捐款，而不是以一种公民的方式行动起来。甚至在这样的捐款中，孩子的自主选择权也会受到伤害，因为学生对于捐给哪个慈善机构，捐不捐，捐多少，实际上没什么选择空间。换句话说，学校组织的捐款是不自由的，一个不自由的捐款不可能培养出爱心，只可能培养出对于权威和权力的单纯服从。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学校对学生进行公益性的教育，这也是一个教育者的职责所在，但组织捐款显然不是一种恰当的方式，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哪怕是让学生画一幅画，给灾区小朋友自制一份小礼物都能泼洒下爱的种子，何必要用他们无法支配的金钱来体现爱心呢？而对于已经具有一定能力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更应该鼓励他们向社会募捐或是去做志愿者。一个人从小接受的不是被包办的爱心，长大后才会具有更加清晰的公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