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文化产业

张伯阳

人类财富大致可以分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两大类。当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时，精神财富或精神产品问题，较少提上日程。马克思曾经认为,就书画等艺术作品领域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100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当年“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的领域，今天已经发展为非常庞大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创造和消费，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生活内容。例如，媒体和娱乐业、电影业、电子游戏业、广告业等文化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美国最大的单项出口产业，不是汽车、飞机或电脑，而是包括电影、电视在内的娱乐业。1997年好莱坞电影的全世界销售额高达300亿美元，1998年仅《泰坦尼克号》一部电影的销售额就超过18亿美元。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资金实力、科技水平、市场运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五千年文明凝聚的文化资源不再为中国文化产业所独有，国际化的产业开发方式促使国际资本从传统的物质资源争夺转向文化资源的争夺。例如只有几百年历史、文化资源稀缺而文化产业强大的美国，其触角已经伸向文化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他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本国的文化产品，再卖到文化资源的输出国和其他国家，赚取大量利润。因此，有效开发和充分利用中国文化资源，发挥中国文化资源的本土优势，振兴中国文化产业，充分满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产业下游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力量

　　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就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服务的生产。1691年，威廉·配第通过英国实际情况的研究指出，工业的利润高于农业，而商业的利润又高于工业，劳动力必然由农业转向工业，然后再由工业转向商业。中国古代杰出思想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1940年，克拉克吸取费希尔三次产业分类法的研究成果，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结构的中心将按照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规律，可以从一国经济发展的时序分析中得到印证，也可以从不同发展国的同一时点的横截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的结论。这一规律被命名为“配第——克拉克经济法则”。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配第——克拉克经济法则”的作用下，世界经济的发展，从劳动力结构、产值结构等方面都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趋势。从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的变化趋势看，随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越小，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越大；反之，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越大，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越小。三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次序，由“一、二、三”向“三、二、一”转换。从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趋势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有份额较大，第二、三产业所占份额较小，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比重呈“一、二、三”态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社会消费需求升迁，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有份额迅速上升，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比重变化为“二、一、三”或“二、三、一”态势。进入工业化后期，以金融、医疗、文化、教育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迅速软化，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格局演化为“三、二、一”态势。

　　“配第——克拉克经济法则”的持续作用，使第三产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和利润结构继续“分化——集中”，20世纪90年代飞速崛起了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卫星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通讯产业，成为第三产业的就业重点和利润中心。这时候，人们想起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坂本二郎关于“第四产业”的主张，即将第三产业划分为脑力服务部分和体力服务部分两大块，并把脑力服务部分独立分化为第三产业的下游——第四产业。然而，第四产业还不是产业下游化的终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下公人等经济学家又主张将第三、第四产业中满足心理需要的文化服务和创造活动独立出来，称之为第五产业。丹麦未来学家蒙沃尔夫·伦森认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精神需要成为消费的热点。文化产业作为时代发展的潮流，已为世人关注，以精神生产方式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产业的勃兴，也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总之，产业下游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是文化产业兴起和发展的推动力量。

需求高级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拉动力量

　　产业下游化源于需求高级化。人类的需求剔除和动物一样的本能部分外，还有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而精神文化需求为人类所特有，是人类智慧创造的结果。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的需求和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同时滚动前进，并随时而变。人类物质需求的比重不断变小，而精神文化需求的比重不断增大，也就是人类需求演变的总轨迹是：从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出发，不断向精神文化需求推进。

　　亚伯拉罕·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依生存发展关系的密切程度，从低级到高级依次分为五个层次。一般而言，人类的需要确实存在着层次性，并且表现为人类行为的先后选择次序，如精神需要必须建筑在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即人首先必须满足物质需要，然后再满足精神需要。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具体表现为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两个方面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导致人们用于生产的时间减少而用于文化休闲的时间增加。据科学家统计，原始人平均寿命18岁，劳动时间占全部生命时间的33.3%，空闲时间仅占16.6%；农业社会的人平均寿命36岁，劳动时间占全部生命时间的28.6%，空闲时间占22.9%；大机器工业时代的人平均寿命70岁，劳动时间占整个生命时间的10.4%，空闲时间占到38.6%；当代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劳动时间已降到整个生命时间的10%以下，而空闲时间超过40%。空闲时间的增多为文化产品消费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而收入及其结构的变化，又带来了需求结构的变化，根据恩格尔系数所揭示的规律，需求结构变化表现为物质产品效用的下降和精神文化产品效用的提高。物质产品重要性相对降低，消费者更加注重生活品质，更讲究精神文化方面需要的满足。在现实中，经济越发达收入水平越高，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越旺，消费量也越大。以美、韩、印度三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为例。美国20世纪九十年代，消费结构的变化表现为：吃穿住三大项生活必需品消费比例下降，文化娱乐教育和医疗保健两项的支出则明显上升。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变化表现为：吃穿住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明显下降，家具用品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也呈下降趋势，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提升快，比重超过服装、住房、家具用品、交通通信等。欠发达国家的印度，恩格尔系数高达50%以上，文化娱乐教育方面的支出仅为收入的3%。由此可见，经济越发达，收入越高，文化娱乐的支出和消费水平越高；反之，文化娱乐的支出和消费水平越低。

　　总之，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成为产业升级的力量，进而成为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就是说，需求高级化是文化产业兴起和发展的拉动力量。

热点：养老困局

从正在江苏无锡举行的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５０％，部分大中城市达到７０％；农村留守老人约４０００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３７％，城乡家庭养老条件明显缺失。

相关统计数据还显示，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我国１．６７亿老年人中，８０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１８９９万，占１１．４％，他们之中多数人逐步进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状态。我国有失能老人１０３６万、半失能老人２１２３万，共占老年人口总数的１８．９％，他们不同程度地需要提供护理照料服务。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自１９９９年我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加速发展，并日益呈现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高等态势。

    “目前我国社会养老服务压力不断加重。加快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事业，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关心、社会广泛关注、群众迫切期待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李立国说。

他表示，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就是要加快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贯彻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方针的“十二五”时期，应当以城市“三无”老人、农村“五保”老人和低收入失能、半失能老人为重点，兼顾所有有需求的老人，将无偿服务、低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全面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朝着城市街道社区有社会养老服务功能、社会有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县（区）有综合性社会福利中心、设区市有多所养老服务机构，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各类养老床位数达到３０张；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超过４０％、农村失能半失能老人能够得到照料服务、有条件的农村社区开展向居家养老服务的目标迈进。

广州试点时丁克族欢迎老人们反对，民间出现新版“以房养老”

　　我国目前有失能老人1036万，半失能老人2135万，大中城市空巢家庭达到70%，这是昨天上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透露的最新数字。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严峻的养老形势。如何解决？在昨日召开的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上，“以房养老”这个老话题被再度提起，民政部副部长甚至将其纳入下一阶段工作的引导方向之一。

　　一个迫在眉睫的困局

　　“空巢”家庭数量猛增，江苏养老形势严峻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昨日上午介绍，我国目前有1.67亿老年人，其中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1899万人，他们之中多数人逐步进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状态。

　　李立国部长介绍，1899万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11.4%。截止到目前，我国有失能老人1036万、半失能老人2123万，共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8.9%，他们不同程度地需要提供护理照料服务。另外，部分大中城市的空巢家庭达到70%。空巢家庭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所谓“空巢”，是指子女长大成人后从父母家庭中相继分离出去，只剩下老年一代人独自生活的家庭。而一旦配偶去世，则家庭生命周期进入鳏寡期。空巢期与鳏寡期，老年人生活中容易发生困难。

　　李立国表示，由于我国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等形势下发生的，社会养老服务压力不断加重。而涉及到江苏的情况，省民政厅厅长吴洪彪介绍说，江苏省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在未来20年内，还将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持续快速增长，达到每3个人中有1个老年人。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记者就此进一步采访。

　　一个并不新鲜的提议

　　“以房养老” 抵押或出租房产换养老金

　　以房养老需满足三个条件

　　省老龄办副主任牛飚告诉记者，要使以房养老得以实现，需要满足3个条件：首先，拥有对房子的产权，这样才有出租或者抵押房屋的权利；其次，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使得房屋的出租或者抵押不至于影响正常生活；再者，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适中，经济条件很好，就没有“以房养老”的必要；经济条件过低，就不具备“以房养老”的条件。

　　考虑到国内具体的情况，首先遇到的是观念障碍。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但存方寸地，留于子孙耕。”对于老人来说，将自己居住多年的房产抵押出去，而无法留给子女，这样的现实，一下子难以接受。此外，“以房养老”，必须辅之以透明、公正的法治环境。因为它牵涉到房地产业、金融业、社会保障、保险以及政府部门等等，对这些领域的运作质量和监管水平要求相当高。另外，在中国，还有一条限定，那就是“70年大限”。基于目前的地权制度，我们对住宅的使用权只有70年。根据《房地产管理法》，土地使用权的续期必须重新批准，重新缴纳土地出让金，否则土地使用权及其附着的建筑物，都将被政府无偿收回。因此，“以房养老”模式如何推广，何时推广，业界一直议论纷纷。

政策风向已趋明朗

　　议论归议论，国家政策方面对此的风向已渐趋明朗。早在2006年，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建设部科学技术司司长赖明就建议对此成立课题组进行调研，选择大城市做试点，等到运作成熟后向全国推广。2007年的时候，上海公积金管理中心曾试推过一种叫做“住房自助养老”的创新型“以房养老”模式。与反向住房抵押贷款不同的是，上海模式从一开始就变更了房屋的产权人。其基本模式为：老年人将自有产权房屋出售给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并选择在有生之年仍居住在原房屋内，出售房屋所得款项在扣除房屋租金、保证金及相关交易费用后全部由老人自由支配使用。

　　这些试运作有经验，也有教训，而在昨天的会议现场，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指出，要积极引导企业开发老年食品、老年住宅、“以房养老”等服务市场。这可以看成国家在以房养老政策方面最新的表态。当然，“以房养老"

国外成熟经验

　　在国外，老年人的福利除了政府提供的必要社会保障外，“以房养老”是较为普遍的做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操作经验。加拿大、新加坡、美国、英国等都有各自的“以房养老”服务体系。

　　加拿大：超过62岁的老人可将居住房屋抵押给银行，贷款数额在1.5万到30万加元之间，只要你不搬家、不卖房，房产主权不变，可以一直住到享尽天年，由后人处理房产时折还贷款。比如一位65岁的老人将所住的房产抵押给银行，贷到10万加元，该老人15年后“归西”后，银行将其房产处置后获得20万加元，减去10万加元的贷款，再减去15年的贷款利息后，剩余的几万加元就由其子女或其他继承人所得。

　　新加坡：有三种方式待选择。第一种，允许符合条件的组屋拥有者，出租全部或者部分居室来换取养老收入。第二种，对于一些居住在原来较大面积的已退休的夫妇来说，如果子女长大成人并且已经搬到他处居住，老年夫妇可以将现有住房置换成面积较小的住房，以大换小后获得的净收入用作老年日常开支，或者投资一些风险小的产品来获得收益。新加坡允许当事人根据经济状况选择一次性或者分步地完成住房的以大换小。比如，卖掉私人住宅后换取5房式的组屋，然后再换取3房式的组屋，依次类推。第三种，就是平常所说的倒按揭。60岁以上的老年人把房子抵押给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性机构或金融机构，由这些机构一次性或分期支付养老金。老人仍居住在自己的住房内，当其死亡后，产权由这些机构处置，抵押变现并结算利息，“剩余价值”交给其继承人。在新加坡，只有私人建造的商品住房才能参加倒按揭操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组屋是由新加坡政府出资，大致相当于我国的经济适用房，这类房产不能选择倒按揭。

目前只是一个框架性意向，国内金融机构均没有推出这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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