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

4477

人民时评：领导，您愿意坐飞机经济舱和火车硬席吗？

　　5月14日公布的《湖南省省直单位旅差费管理办法》，确定了出差人员的交通费和住宿费开支标准，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和住宿的，超支部分自理。

　　这个旅差费管理办法规定，正副省长及相当职务人员出差乘坐火车坐软席，坐飞机可选头等舱；正副厅（局）长及相当职务人员，坐火车可坐软席，坐飞机只可坐经济舱；正副处长及相当职务人员、其他人员，坐火车时，标准都为硬席，坐飞机时，标准为经济舱。经单位主管领导批准，处级以下（含处级）人员可乘坐城市间直达软席列车。

　　仔细查查有关公务人员乘坐飞机、火车的规定，比如正副厅(局)长及相当职务人员出差，本来规定的就是只可坐经济舱，湖南只不过是再次重申罢了。为什么要重申这一规定？笔者认为，有可能某些厅局长已经不愿意坐经济舱而要去坐头等舱了。上行下效，一些比他们级别低的干部也不愿意坐经济舱了。坐火车，不管是什么干部也都想坐软席而不坐硬席了。

　　在出差时，攀比、摆阔、讲排场、图舒服、好享乐，在一些干部中已经成了风气，早把国家的规章制度置之脑后了。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出差的规定，而是明知故犯，认为理所当然。久而久之，他们以为自己真的应该坐头等舱、坐软卧了。人们似乎也习以为常，以为改革开放了，经济发展了，国家的规定自然而然地放宽了。很不应该的是，有些贫困地区、亏损企业的领导干部竟然也很有“派头”，坐飞机非要头等舱，坐火车非要软卧，住宿非要五星级宾馆，就餐非要有名烟名酒，“谱”很大，“架”很足，说起来还是要维护本地区、本企业的形象，为了不丢人，甚至是为了“与国际接轨”。至于有些发达地区、盈利企业的领导那就更不把有关规定放在眼里，他们财大气粗，挥金如土，时时处处以“小国之君”自居，仗着手里的那么点管人、管物、管钱的权力，为所欲为。人们说，如果有专机、专列，他们也敢坐。

　　中国共**和人民政府管干部是有明确规定的，不管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得按规定办事。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有些领导干部在自觉不自觉之间已经把“红头文件”给“废”了。比如说，干部出差包括领导干部出差，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这都有明确规定，也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许多干部出差，住店不给店钱、吃饭不给饭钱，一切全免了。你来我往，吃吃喝喝，游山玩水，开支的都是“接待费”，都是“行政经费”，你有什么话说！

　　湖南的旅差费管理办法很有针对性，但是，笔者认为，还有必要再对这个办法中的细节进行解释，例如，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吃饭要给饭钱：“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统一安排伙食的，应向接待单位交纳伙食费，并在规定的标准内凭财政部门定点或相对固定用于接待的宾馆开具的票据回所在单位据实报销。”又比如说，包括正副省级干部出差，管理办法中是这样写的：“坐飞机可选头等舱”，并没说非要都去坐头等舱。能坐经济舱就坐经济舱吧！如今正副省级干部中年轻人不少，经济舱也是坐得了的，这也不“丢人”。对厅级干部坐火车，办法中是这样写的：“坐火车可坐软席”，意思是说，可坐硬席，也可坐软席。能坐硬席就坐硬席吧！要知道，春节返乡的民工，能买到一张硬席甚至站着的火车票就谢天谢地了，而有些农民工并不比厅局长年轻。

管住干部出差的吃、住、行，很有必要，古今中外都要管的。如今的发达国家如美、日、英，富庶地区如港、澳，官员出差也是有规矩的，谁多花了公款是要自掏腰包补上并受处分的。而我们有干部出差，标准却越来越高了。湖南的这个管理办法很具体，把吃、住、行都管住了，还便于操作，是个很得人心的好文件。问题在于，纸上的文件能不能变成眼前的事实，办法是不是管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一些干部的“功夫”；“好经也被歪嘴和尚念歪了”，这是群众的担心。但愿我们的干部特别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拿出坐飞机经济舱、火车硬席的实际行动，以针砭时弊，端正风气。

人民时评：如果不是发现干部遗忘的47万元存折……

据新华社报道，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最近发现一件怪事：该旗一位科级干部搬家时竟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家中的旧房子里，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检察院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

真有意思，贪官现形竟产生于旧房拆建中。如果旧房不拆，贪官岂不逍遥法外吗？！

读罢这起案件，我想到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贪官所在的旗竟然是自治区级贫困县，常听人说“我们有个别地方是‘穷庙富方丈’”。400多万元，对于一个自治区级的贫困县，是个天文数字，这恐怕就是典型的“穷庙富方丈”！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哪来的这么多钱？就是几辈子，不吃不喝也挣不到。说白了，其实就是靠不法手段敛来的不义之财。

二是，报道称，有关人士分析，此贪官的财产主要来自他担任城建局、林业局“一把手”期间获得的。这起案件让如何监督“一把手”这个老话题再次受到关注。有些单位的“一把手”，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在其单位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从人事到财务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无人能监督得了。同时，又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受到的诱惑也比常人多。在这种情况下，“一把手”如果缺乏自律，就很难保证不贪不占。

三是，从理论上而言，我们现在有一套相对完备的监督体系，内部监督有党的监督和政府监督，外部监督有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社团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在一个贫困地区要贪污400多万元，不可能是短时间内完成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内，为什么这些监督都失灵了呢？

四是，作为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离任审计制度，不知在乌拉特前旗是否实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有一些干部想尽办法挪用、贪污公款，也多达数百万元，但这些干部最后大都栽在县审计局的手里。这就说明，离任审计制度，对于查处贪污腐败是管用的。这起案件中的贪官是在退休以后才被发现的。试想，如果在退休前，离任审计制度到位的话，那他的这些违法行径早就被暴露了，肯定不会等到旧房拆除发现47万元存折了才现原形。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斯鸠说过：“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如果“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制约的话，就难免不产生腐败。对“一把手”监督的落实，重要的是各项完备的监督制度得到落实。只有各项监督措施到位，贪官才没有藏身之地。否则，一些贪官从这起案件中“吸取”教训，把钱藏在更隐蔽的地方，不又可以侥幸逃脱法律的惩罚吗？！

人民时评："村村有大学生"的希望与担忧

北京招大学生村官响应热烈。而随着招聘工作面向在京高校应届毕业生全面展开，众多渴望“留京”的学生很可能将“火爆势头”推向新的高潮。

过去在农村，出个把大学生，那可是稀罕无比，是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难得机遇。如今大学生要进村当村官，则反映出两方面事实。其一，大学生已非“皇帝女儿不愁嫁”，就业压力使学生择业必须更加理性。再者，广大农村地区确实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参与到当代农村的发展建设中来。北京市委组织部等10 部门联合发文，提出3年内招8000名高校毕业生到远郊区县工作，实现北京“村村有大学生”目标。

但一些疑问也浮上人们心头。

首先，大学生村官具体干啥？从“头衔”看，是当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委会主任助理。助理就是协助，村干部如何与城里学生协调磨合就是一个问题。如果只把大学生当“笔杆子”、附庸，其优势很可能无法发挥；如果放权、多吸收大学生意见，这得看村领导班子、村民能否更新观念，肯听“小毛头”们的意见，还要注意到应试体制下，不少大学生存在的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情况；发挥大学生所长，使其学识、新思路能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得有一个过程，不一定能立竿见影，这对双方都不是一道简单的课题。

此外，为鼓励学生投身农村，政策方面则给予了今后进京落户、公务员录取优先、考研加分等多项倾斜优惠。但如何能让多一些的学生不只拿村官当“跳板”，或者说，怎样才能使一些学生在3年合同期满后，仍愿意服务于农村，在基层工作，这也很重要。否则，学生们来来去去，人才依旧是留不住。城乡差别、二元结构是由长期历史遗留、工农业“剪刀差”、分配不均、户籍歧视等多种因素导致的，不是短时间就能改变的。给予进京户口、公务员录取等奖励，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在“巩固”不平等，搞不好就会变成一种“权宜之计”。

然而，“行动总比等待好”。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早几年的“村村通公路”，那是致富之道，如今的“村村有大学生”，更给人以希望。何况，我们看到，有的大学生已经走上这条路。近年在河南鹤壁市、平顶山市就实施了“大学生村官计划”，已经有近3000人到岗，有的还经村民选举高票当选为新一届村委会主任，成了致富带头人。还有像霍清廉那样干了十几年的“硕士村官”。当然也有不适应中途离开的。这都很正常。在城里不是还有“跳槽”的吗？还有组织去西部的志愿者大学生，去一年两年，回来享有一些优惠政策，有的说不定打开局面，就在那里安营扎寨了。这样做不只是就业的需要，对农村、西部的支持，也是对人才的培养造就，应当作为一项大工程来做，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这样还会鼓励那些本地大学生回乡报效，鼓励当地政府积极留住本土人才，年轻人的路就越走越宽了。

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居世界之最。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时代，不可能大学生都留在城里；农村奔小康、农村城镇化建设又需要大批人才。因此，认真对待大学生当村官，努力解决处理好“人尽其材”、“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扎扎实做好工作，多干实事，少搞花架子，别让学生失望，别让农村失望，那才是最要紧的。

人民时评：卖地行为后的庸官、懒官、败家子心态

有些道理，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长个脑子就会想到，长只眼睛就能看到，但有些人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不去想，比如这卖地。

卖地，卖的是公家的地，国家的地。土地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人所共知。但就是一卖再卖卖而不止，大有当年愚公挖山不止之势了。

卖地，卖方当然名正言顺，即公家出面，或是大官员，或是小官员。有官就有权，有权干什么，卖地呀！

卖呀卖呀，何时是尽头？卖呀卖呀，“迟早没地卖！”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厅长陶培荣近日就曾激动地作如下陈述：“有些地方房子盖不上去，就马上卖一块地；工资发不出了，就想着去卖地！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没有地卖！”

陶的这番话基于如此数字分析之上：2005年，江苏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2855件，收回土地9955亩，对320个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罚。

江苏省省长吴培林提供的材料也许可做有力补充：（江苏）有的地方“十五”期间土地供应是“九五”期间的3倍。

土地是什么？是国土资源；土地是什么？土地是不可再生性资源。这个账，官员们自然会清楚。但这么清楚的账，一旦登了“宝座”，有些人就忘乎脑后了。这些年，卖地卖地，有些地方几成邪风！岂止江苏？算算，查查，我们大概会寝食不安。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开发区圈了一片片良田沃土，一个个高尔夫球场耀武扬威在土地上“发威”，一处处“高尚社区”、“成熟社区”、别墅区气势汹汹地甚至霸占了风景名胜区！

这么大张旗鼓地卖田卖地，图的什么？当然，最直观的好处是拿地换钱，“效益”好了，困局解决了，“窟窿”填上了。但是，这种卖，创造了什么样的效益呢？可想而知。GDP上去了多少了呢？只有天知道。如果说，一些地方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劳民伤财；而这一窝蜂地大卖其地，则是败家子行为、破落户心态了。哪里还有什么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起码素质。说穿了，这是一种庸官心态、懒官心态、败家子心态。

只是庸官、懒官、败家子吗？当然不止于此。卖田卖地，可是大买卖！不妨好好查查，这一买一卖之间，到底有多少猫腻有多少污浊有多少腐败！江苏一年内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2855件”，其中有多少涉嫌贪污受贿腐败者？报上没说。但是，从媒体不断揭露出的个案可知，这里，是大有“黑幕”乃至“黑洞”在的。

 “迟早没地卖！”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肺腑之言，撼人魂魄！要紧的是，马上加强监管，严批这类“项目”，严管其中各个环节，严查从中牟利者。这样，可以解决些实际问题，而不要导致将来有一天我们大伙儿都成了没田没地的真正的叫花子！

人民时评：让“口碑不错”的“第一贪”们尽快谢幕吧

在海南，文昌市委原书记谢明中是个人物。他，研究生学历，２８岁时任正处级，３８岁时任正厅级，一度被视为海南一颗耀眼的政坛新星，被视为“百年一遇好书记”。此人一边干工作，一边捞钱，确实有两下子。在落马之前，他可谓“能说能干”、 “口碑不错”，长袖善舞会“表演”，装腔作势善“作秀”，蒙蔽、欺骗了当地不少群众。

 “口碑”是靠他说出来的。刚到文昌当书记，谢明中就叮嘱当地干部不要“经济搞上去，干部倒下去”。他吹嘘自己“来文昌没带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亲人在文昌做事，没谋一点私利”。他还在一次换届选举大会上很自负地说：“文昌人民选我当书记是文昌人民的福气，文昌人民不选我当书记是我的福气。”他把“公则明，廉则威”挂在嘴上，在干部大会上赌咒发誓：“社会上都有一种误解，工程来了，一把手肯定有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还是坚持我原来做人的原则，良心第一，没有良心的人是做不成事情的。

 “口碑”也是靠他干出来的。谢明中曾有过“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有为形象，初到文昌，他就提出了 “三抓”总要求、“七大”发展战略。“三抓”是抓教育、抓招商、抓公关。“七大”发展思路是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开发矿业、大力发展旅游业、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大力发展资源型加工业、大力发展教育产业、大力引入市场机制全面经营城市。这些想法应该说不错，他也抓出了成效，主政文昌5年间财政收入增长了5倍，城区面积扩大了1倍，一条条宽大的马路出现在原先破旧的文昌市内。

谢明中能干，能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说的是一套，干的又是一套，说的假话居多。谢明中能干，这倒不假，但他是工作捞钱两不误、两手抓。这样“能说能干”、“口碑不错”的贪官，这样的“百年一遇好书记”，这样的“政坛新星”，其实比那些说不能说、干不能干，只知捞钱，被群众指指戳戳的贪官更厉害，更可恶，也更可怕，更祸国殃民。

透过谢明中的假象，看看真实的谢明中吧！据报道，办案人员从谢明中广东化州老家搜查出19个密码箱，里边装的全是现金。他转移藏匿的现金共计人民币1791.63万元、港币627.2万元、美元16.56万元、新加坡元1.5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约2500余万元，另有金银首饰等物品17件。这个“政坛新星”因索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２５００多万元，８月２５日被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由此成为海南省目前查处的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分子。

 “能说能干”、“口碑不错”的谢明中落马之后，被人们斥之为“两面人”，一面是满嘴 “搞建设”、“谋发展”；另一面是阳奉阴违、贪财好色、祸国殃民。这种贪官的可恶、可怕在于他们确非“凡夫俗子”、“平庸之辈”，而是颇有“本事”，也颇有 “政绩”，在干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威信”，特别是有的还很年轻，“前景”被人们看好，不敢招他、惹他。他们在政坛混的如鱼得水，手段很是老道，有的还结成“关系网”，成了“气候”。

更可恶、可怕的是，这样长袖善舞“表演”、装腔作势“作秀”的贪官并非文昌市才有，并非海南省才有，其它地方想必也存在。这些贪官还正在恬不知耻地“表演”、“作秀”！应该让他们尽快“谢幕”。如果等到他们的赃款都像谢明中一样装满19个密码箱，索贿受贿和来源不明的财产都达2500多万元，那个窟窿就捅得太大了！

人民时评：我的个人信息，你咋会知道？

自11月15日起，人民日报就“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推出重点系列报道。开篇即周知公众一个惊人的事实：百万股民信息，网上违法叫卖。事实上，就社会上侵犯个人信息的现象而言，这仅是揭开冰山一角。

如今拥有手机的人，早就习惯被海量的垃圾短信骚扰了。至于那些来自各种“保险公司”、“投资顾问公司”、“理财公司”的电话，对你不定时却指名道姓地套近乎诱你上钩，我们连气愤的心都被它们纠缠得钝化了，一听对方自报家门即挂断了事。

应该说，此类短信与来电，还只是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干扰。但有些来电则不仅让人感到惊恐和不安，更使利益受到损失。

记得曾有媒体报道，在一起被警方破获的诈骗案中，诈骗团伙一次就得手120万元。骗子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假称受骗人信用卡巨额透支，当受骗人称从未刷卡购物时，骗子即让他打指定电话报警，从而得到资金账户和密码。诈骗得逞的一大关键就在于，骗子早就获知受骗人的姓名、手机号和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

类似情形还有不少。对此，人们不禁在问：我们的个人信息是如何泄露出去的？谁来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

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途径泄露了个人信息：其一，一些商家或个人请自己的朋友帮忙收集周围人的信息。其二，通过问卷调查、网络注册、会员登记等方式收集用户的基本信息。其三，消费者在就医、求职、买车、买房、买保险，办理各种会员卡、优惠卡或银行卡时，往往会填写真实详尽的个人信息。其四，网络登录申请邮箱、注册进入聊天室或游戏厅时填写的个人信息。其五，名片代印机构储存的大量个人信息，本人乱发名片等。其六，只要你的真实信息从一个渠道被泄露，这些信息就会被作为含金量高的信息四处转卖。

11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在近万人参与的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联合调查中，有89%的网友呼吁个人信息保护尽快立法。全国人大代表张学东也曾经表示，“由于缺乏法律保护，我国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和滥用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刻不容缓。”

事实上，在有的地方法律法规中，保护个人信息已有所涉及。早在2003年1月1日，“新版”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首次在第29条中明确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不得要求消费者提供与消费无关的个人信息”、“经营者未经消费者本人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向第三人披露”。根据这一规定，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一旦遇到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同在2003年，有关专家也已受命起草《个人信息保护法》工作。2005年4月，我国第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启动立法程序。只是，该法还未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而在世界上，已经有50多个国家制定了个人信息法体系，是否有这部法律还成为一些西方国家打贸易战的武器之一。

的确，出台这样一部法律是十分必要而及时的，而法律的出台也应是十分审慎的。同时，我们还更应当思考这样的难题：由于获知某人的个人信息渠道很多，一旦因个人信息泄露发生侵权事件，到底是哪个环节泄露了个人信息？我们如何认定侵权主体？而对于那些只是打打电话，看起来未损害对方物质利益，却影响人们正常工作生活的单位和个人，又有什么恰当的办法使他们停止侵权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即使有了这样一部法律，我们也难以做到高枕无忧。在许多时候，拯救自己的还是自己。要保护自己权益不受侵害，最好办法是，能不填的个人信息尽量不填，能少填的信息决不多填，对那些你不大信任的机构的填写信息要求，多加警惕。有了这样的谨慎，有了法律的翼护，才可能使自己受到精神干扰和利益侵害的程度降到最低，成本降到最小。

人民时评：公务员报考“大热”的忧思

公务员报考大热，热气炙人，有关消息不断见诸媒体。大家都想考公务员，背后定有“玄机”。玄机是什么？

笔者认为，有些道理闭上眼睛都想得出。一是市场决定论。即。现在学生求职太难了，因而，“有枣没枣打三竿再说”，有报考机会就报上呗，这就容易造成“塞车”现象，容易导致人满为患。二是人性决定论。即，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有好的职业，肯定要去闯一闯的，想，那些在职白领去“考公”，便属此类。这后一点，正是我们要多说几句的。

改革开放以来，就业渠道大开，就业的“出口”大大增加，国家也采用各种政策加以引导，比如鼓励大学生到偏远地区工作，到农村等艰苦地方工作，鼓励他们自创公司自谋职业，去民企外企工作等。但尽管如此，就业趋向仍是一个社会风向标。

若干年前，人们想参军，就是因为这是又有“名”又稳定的职业。改革开放后，有一阵子“下海”成风，连端“铁饭碗”的公务员也一试身手，那是因为改革初期，人们看到了市场的力量，也就是金钱的力量，物质的杠杆使然。如此等等。而今天，公务员职业大热，这里头的原因何在？不消说，肯定目前公务员职业好。好在哪？起码是稳定，有发展空间，有“权”，另外，也与这几年有关政策向他们倾斜有关，比如涨工资，有些企业没钱，就涨不了，而公务员是旱涝保收的，有国家 “力挺”着，铁得很。再如住房，社会上早就住房商品化了，但现在有些公务员还是能住上单位“分”的房。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现在不叫分，而叫这名目那名目，比如也要花钱。但花的却是小钱，与商品房比，便宜多了。所有这些，都是原因吧。

 “考公”大热，应该说是好现象。但是，隐忧明摆着。最重要的，是要防止公务员再成“铁饭碗”，这会影响社会其他行业劳动者的改革发展热情，一定好处理好。如果别的行业都有危机感，而公务员只有优越感，这种“热”就是危险的。前些年对国家机关的那种低效率、铁饭碗的诟病，人们可是记忆犹新啊！

已有一些有识之士发出议论，要求将热得发烫的“考公”降降温。这是忧国忧民之论。有关决策部门真的应当重视了。

 

坚持梦想

不错，很有用！

yuki

:victory: :victory: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