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务员热”是社会的“流行病”
公务员考试成为继高考和考研后的“中国第三大热考”，报名者都被称为“考碗族”，考上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被称为“金饭碗”，直辖市或省级公务员是“银饭碗”，地市级是“铜饭碗”，镇街道一级最起码也是“铁饭碗”。 当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大幅增长将突破百万远远超过2008年时，笔者以为，这反映了一种不良倾向，即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分配性努力”的队伍，而非“生产性努力”的队伍。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警醒。有报道表明，个别职位由于不具有权力价值而没有吸引力，或者说不具有获取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机会，在报考中几乎无人问津，这也证明了“考碗族”对“分配性努力”的热衷。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区别了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哪种制度会妨碍经济增长。他使用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他认为，人们认为社会不公平，其实是觉得他们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多得到相应的回报；相反，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分配性努力，却真的能够得逞。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将不愿再将自己的努力放在生产性上，转而放在分配上，经济增长就将陷入停滞。因此，笔者以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务员队伍里进行“分配性努力”，意味着大家都更愿意去“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意味着人们更愿意把知识与理性主要用于分配而不是生产，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病症。
之所以说“分配性努力”已经成为社会流行病，是因为这种努力倾向不仅表现于“考碗族”身上，其他的诸如教授、学者倾心于权力追逐，官场腐败和官商勾结也是偏好“分配性努力”的征兆。
一般来说，好的制度将尽可能促使个体通过“生产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直接导致产出的增加和经济效率的提高。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促进效率的增长、不断满足人的根本需要、不断地促进人的潜能的发挥的制度才是道德的制度。对一个社会来说，当人们不约而同加入到“分配性努力”的行列而忘记“生产性努力”时，当人们纷纷惦记如何去分配他人的财富时，最起码就说明了社会的制度弊病存在，更说明了社会带来的资源配置浪费和公众心理预期的错位。这是应该警惕的现象，更应成为社会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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