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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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英

　　周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老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周兴是人民军队的一名老军人，1927年6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他秘密奔赴南昌加入朱德领导的公安局教导团，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1934年11月，他随中央红军长征。在长征途中，身患肺病，高烧、吐血，几次昏迷，但硬是凭着对革命的坚强意志，奇迹般地越过雪山、草地，跟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周兴是公安保卫战线的一名老同志，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他先后任省肃反委员会秘书长、省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从此成为党的一名忠诚的保卫战士，直到1958年调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止。他从事公安保卫工作28年，忠心耿耿，竭尽全力。

　　多年的工作辛劳，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摧残，使周兴积劳成疾，不幸于1975年10月3日去世，年仅70岁。周兴虽然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但他崇高的革命精神，高风亮节的道德品质，坚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一、从大革命到南昌起义

　　1905年8月，周兴出生在江西省永丰县恩江镇一个做爆竹为生的小工业家庭。周兴并不姓周，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叫刘旧邦。

　　周兴的父母都是老实忠厚的劳动人民，没有文化。周兴自幼长得清秀、灵巧，深受父母喜爱。尽管家庭贫寒，但父母省吃俭用，也要供儿子上学，渴望把他培养成才。从8岁开始，他白天到私塾念书，晚上在油灯下帮父亲做爆竹。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学业进步很快，被称为“小小相公”，12岁时就转入县立高等小学读书。

　　1919年夏天，周兴从永丰县高等小学毕业后，进入一家染布店当学徒。这一年，在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永丰，县城里的进步青年纷纷响应。6月上旬，他们举行集会游行，组织“讲演团”上街讲演，开展“提倡国贷，抵制洋货”的宣传，掀起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热潮。周兴也投身到这个热潮中去，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

　　永丰虽是个小县城，但交通方便，消息灵通。周兴在省城（南昌）和州城（吉安）有很多的同学，其中许多人早就参加了民主运动，他们利用每年寒暑假回永丰探亲的机会，在县城举办“青年书报集览部”和“平民夜校”，组织“恩江学会”，在青年中开展马列主义宣传。在他们的影响下，周兴参加了“恩江学会”，阅读了《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接受了革命的理论。为了表明对民主运动的决心，他决定改名叫刘维新。至于周兴这个名字，是他后来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时，为了保护老家父母的安全而改的化名。

　　1925年秋末冬初的一个晚上，经袁振亚、黄欧东介绍，吉安特别支部批准，周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二年按期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在永丰县扎下根来，培养物色进步青年，相机发展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同国民党右派势力争夺舆论阵地。周兴组织了几个最可靠的朋友和同志，将从南昌、上海秘密传来的宣传资料进行抄写、分发，然后在社会上广为散发。

　　1927年3月7日，永丰县城发生了国民党右派围攻、吊打、拘捕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的“三七事变”。这天清晨，国民党右派纠集一批地痞、流氓、烟鬼，手持大刀、木棍和绳索，将周兴等几位共产党员吊起来毒打，并头戴高帽，强行拉去游街，然后关入监狱。后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国民党右派势力不得不软下来，将周兴他们几个人无罪释放。

　　后来，斗争越来越残酷，周兴他们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根据上级指示，他们把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去发动贫苦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在农村干了几个月后，周兴感到消息有些闭塞。他和农协的几个骨干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他到省城南昌去打听消息，找上级党组织联系一下。

　　1927年6月，周兴在南昌找到袁振亚后，被介绍到朱德领导的教导团三营去当兵。营部驻扎在一个破庙里，东、西两排平房，都住满了当兵的。营长是个大个子，三十来岁，湖南口音，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每天清晨天不亮，他就集合部队操练。上午，给士兵上课，讲一些普通的军事常识。天晴时，有教官带着士兵练习打靶和刺杀。这样的军营生活，周兴感到新鲜。可惜时间不长，一、二个月后就爆发了南昌起义。

　　起义前几天，南昌城里来了很多部队，把许多学校都住满了。听说有贺龙的部队、叶挺的部队。营长在训话时说：这些部队都是反对军阀的，参加哈北伐战争。叶挺的部队很有名，净打胜仗，叫做“铁军”。这几天南昌城可能会有点事情，你们不准乱跑，随时听候命令。就在这个时候，袁振亚悄悄告诉周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在上海屠杀共产党员，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右派也对共产党下手了。中央派周恩来到南昌领导革命军统一采取行动，可能就在这几天，你等着瞧吧！

　　不出所料，8月1日凌晨，听到一阵枪响，周兴所在部队紧急集合，营长把他们带到一个学校的大操场上。团长陪着朱德来到会场。朱德穿一身蓝布军装，他向全体士兵宣布：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开始了。会后，营长告诉士兵们，三营的任务是维护南昌的社会治安，戴上红袖章，到街头站岗放哨，清查敌人的残兵和社会上的地痞、流氓，防止他们捣乱。发现可疑的人，立即送到营部处理。这一天，周兴和他的战友们非常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尽责。到中午时，枪声渐渐停止。一会儿，营长传达说：敌军几千人已被歼灭，革命军起义成功，南昌街头一片欢腾。

　　1927年8月5日，革命军从南昌撤退。周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返回折桂山区，开展游击斗争。折桂山区处于永丰县和吉水县两县的结合部，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经济贫困，距离县城比较远，是打游击的好地方。之前，周兴已在这个地区活动了半年多，帮助这里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一定的工作基础。所以，他从南昌一回来，就和这里的农协骨干接上头了，向他们传达了南昌起义的胜利和主动撤退的情况，传达了上级组织决定把折桂山区作为一个点，开展游击斗争的意图。很快，他们就拉起了一支游击队。不久，周兴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中共折桂区特支委员兼游击队负责人之一。

     二、打“AB团”的痛苦教训

　　1930年10月4日，红军一团在十万工农群众的支持配合下，胜利攻占了赣西重镇——吉安城。10月7日，在工农群众庆祝攻占吉安胜利的大会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诞生了。党组织决定，立即从红军和游击队的领导骨干中选调一批优秀干部来省政府工作。周兴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折桂游击队调来省政府工作的。

　　由于当时苏区的内外形势十分复杂，省政府设立了一个重要部门——省肃反委员会，专门从事公安保卫工作。中央从红一军团调秘书处处长李韶九担任省肃反委员会主任。周兴则担任省肃反委会员的侦察部长、执行部长，以后又担任秘书长。从此，周兴同公安保卫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省肃反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确保苏区红军和党、政部门的安全和纯洁，清理混进来的特务、坏分子。周兴到任不久，省肃反委会员就接到中央的通知，已经在红一军团的基层连队中发现“AB团”，并且同地方党政组织中的“AB团”分子有联系。要他们根据发现的线索，抓紧侦破工作。“AB团”是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AB”是英文“Anti 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简写。其任务是在红军中和红色政权机构内散布谣言，挑拨离间，煽动逃跑、反水，刺探情报等等。所以，李韶九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布置，集中精力打“AB团”。

　　开始，确实从红军中送来了几个“要犯”。经过调查、审讯，他们确实是从外地混到红军里来的，有哈一些破坏活动，例如与外地的国民党特务暗通消息，泄漏红军的动向等。因此，审查这些人非常必要。但是，搞着搞着，就出现了扩大化。当时，中央执行的是“立三路线”，在肃反上搞极“左”。而李韶九又把“AB团”分子估计过多，怀疑一切，草木皆兵，几个月的时间，就搞得人心惶惶。

　　周兴对打“AB团”，开始是很积极的。只要李韶九下了命令，他就去执行。抓起来的人，连夜审讯。第二天一早，就把口供笔录送给李韶九。后来，他逐渐感到势头不妙。因为这些“嫌疑分子”中，涉及到红军和地方政权的一些高、中级领导，有的还是他的亲人和战友，难道这些人都是“AB团”吗？尤其是听说自己的亲弟弟在红一军团也被定为“AB团”遭处决的消息后，十分震惊。对别人不了解，难道对自己的弟弟还不解吗？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忠厚老实，参加红军后作战勇敢，从排长、连长，一直升到营级干部，却在打“AB团”中含冤而死，周兴处在疑惑苦恼之中。

　　势态发展越来越严重。李韶九的警卫员小王是周兴从警卫连里专门替他挑选的，只有18岁。小王对工作积极努力，人很纯洁、正直，平时对李韶九是很尊重的。但对李韶九的作风主观、专横有些意见，曾经向周兴反映过。有一段时间，小王曾要求调动工作，经周兴劝说后没有调。有一天晚上，李韶九突然命人把小王抓起来，在办公室内单独进行审讯。周兴的办公室和李韶九的办公室只隔着一块木板。周兴从木板缝里隐隐约约听见：

　　“是谁派你打进来的？”李韶九恶狠狠地逼问小王。

　　“我，我不知道！”

　　“人家都招了，你还想抵赖？”

　　“我确定不知道！”

　　“好吧！只要你说了，我可以饶了你。”李韶九交代政策说：“你老实交代，周兴是不是AB团？”

　　“我不知道！”

　　“什么？你还装佯？我早就发现你和周兴来往不正常。”

　　小王还是你低头不语。忽然，李韶九拨出****威胁说：“你招不招？不招，就毙了你！”

　　小王被吓坏了：“是！是！他叫我给他秘密接头，每天把你的行动告诉他。”

　　“天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周兴又气又怕，彻夜不眠。

　　“这一下坏了，我打AB团，自己反而成了AB团！”周兴想到，自己可能很快就要被抓，甚至性命难保。

　　第二天一大早，李韶九就急匆匆地去省政府了，当天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回来，第三天也没有见到他。第四天上午，省政府派通讯员来叫周兴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一进门，就看见屋里坐着各部门的头头，还有几个新来的不认识的人。省政府负责人宣布：“打AB团是对的，但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冤枉了一些好人，造成了很大损失，省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应负主要责任。他已经被撤职，正在作检查。”然后又说：“周兴作为李韶九的助手，也有一定的责任，给予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还留在省肃反委员会工作。并宣布机构改组，由吴德峰担任省肃反委员会主任。过了几天，又调来李克农当书记。

　　经过了解，新的领导认为：打AB团扩大化有上面的原因，省肃反委员会主要由李韶九负责，周兴是执行问题，认识和态度又比较好，所以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没有执行，就报告省特委取消了。

    三、保卫遵义会议

　　1934年10月，周兴奉命随红一军团从江西出发，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

　　长征初期，周兴是以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的身份到红一军团工作的。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对周兴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来势凶猛，红军因为在军事上的失误，不得不实行大转移，迅速撤离江西、福建苏区，冲出包围圈，北上抗日。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派你去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红一军团的保卫工作，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到任不久，周兴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局长是罗瑞卿。这几个月中，红军在军事上很被动，到处受到敌人的重兵堵截。尤其是在渡湘江的一战，打得很糟糕，红军损失大半。周兴经常跟在中央军委纵队后面做警卫工作，他看见王明、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还有“洋顾问”李德（德国人），常在一起开会，一开会就吵，意见统一不起来。王明、李德非常高傲、固执，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

　　1934年12月中旬，部队来到贵州黎平县，中央政治局在此开了会，才开始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川黔方向挺进。

　　红军在黎平县作了短暂休整后，于1934年底抵达乌江南岸。这时，周兴被调到中央军委干部团任特派员。干部团是直属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的。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周兴作为特派员主要负责部队的安全保卫工作，接受“双重领导”，既受干部团首长的领导，又受国家保卫局的领导。具体任务有三条：一条是保卫好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的安全；一条是抓俘虏、审俘虏，为部队行军打仗搜集“情报”；还有一条是保护好几个“老”，即：董老（董必武）、徐老（徐特立）、谢老（谢觉哉）等。这几个“老”，在党内德高望重，当时中央安排他们随干部团一起长征。周兴在长征途中，经常和董老、徐老、谢老并马同行，对他们的生活十分照顾，每到宿营地，总是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他们住，安排他们吃好、睡好。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由红一军团担任主力。干部团奉命参加了搭浮桥、渡乌江的任务。周兴跟随中央军委首长和几个“老”一起，渡过乌江。1月7日，红一军团攻占了遵义城。

　　1月中旬，党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期间，周兴奉命担任会议外围的警卫工作。当时遵义城不大，但红军初来乍到，情况不熟。城内有红军主力部队控制，问题不大，而城外却有好几股土匪，经常滋扰治安，横行乡里。这些土匪听说中央红军来到遵义，以为红军携带的行李、辎重和钱粮一定很多，有“油水”可捞；再加上红军长途征战，人困马乏，可能没有多少战斗力。所以，在开会的前两三天内，土匪武装几次来犯。周兴率领警卫连顽强阻击，不准土匪进城，要保证会议的绝对安全。为使会议不受任何干扰、破坏，周兴和警卫连的干部、战士在会场附近察看了地形，选择制高点布置了岗哨。这几天日日夜夜，周兴几乎没有睡觉，到处巡逻检查。当土匪一出现，警卫连就立即迎头痛击，连续击退了土匪三次进犯。事后，干部团领导向中央军委领导作了正式汇报，周兴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表扬，说他们为保卫遵义会议立了一功。

    四、强渡金沙江的保卫工作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指挥下，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终于选择了最有利的时机和最有利的地点，强渡金沙江，甩掉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堵截，移师北上。

　　1935年春节前夕，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人打了一仗，双方伤亡很大，土城强攻不下。毛泽东、朱德命令部队后撤。当天晚上渡哈赤水河，部队进入云南威信县扎西区。扎西是一个小镇，当时只有一条小街，街上的几个小铺子都关着门，冷冷清清。红军一到这里，这个偏僻的小镇顿时热闹起来。小镇上的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队恨之入骨，对红军十分热情，杀猪宰羊招待红军。红军的纪律很好，借了老乡的东西一定要原物奉还，有损坏的要赔偿损失。在忙乱之中，干部团发现借老乡的两块门板丢失，有战士向周兴反映，周兴决定拿三块大洋赔偿。但这个老乡坚决不收，说这点小事，怎么能收红军的钱？！弄得周兴十分为难。后来在走的时候，周兴悄悄在老乡的柴房内塞进三块大洋，才算心安理得。在扎西住了二三天，中央政治局开了扎西会议，再次肯定了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四渡赤水之后，敌人已经察觉到红军要强渡金沙江北上的意图，调集了几十个团的兵力沿江堵截。但金沙江很长、渡口很多，敌人并不知道红军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渡江。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十分灵活，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使敌人摸不着头脑，防不胜防。在渡江的选点上，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都费尽了心机，最后选定从皎平渡强渡金沙江。

　　皎平渡位于云南寻甸县的北部，隔金沙江与四川通安州、会理县相望。皎平渡附近有一个镇，叫柯渡镇。柯渡镇是一个较大的村落，全村都是回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委首长都到了这个村后，周兴一面布置警卫，一面派人去打探敌情。当天就在去皎平渡的路上抓住几个俘虏。在审讯中发现，皎平渡两岸敌人兵力空虚，没有正规部队驻守，只有少量的伪警察和地主武装设卡。干部团首长把这些情报向中央军委领导汇报后，他们当机立断，确定以皎平渡为中央红军渡江的突破口。在渡江前，朱德、刘伯承亲自在柯渡镇召集回民代表开了座谈会，感谢他们对中央红军的热情支持，大力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的主张。所以，柯渡的回民对红军渡江帮了很大的忙，他们先后帮助找到了七只船。5月初，红军从皎平渡抢渡金沙江，迅速拔掉了河对岸伪警察防守的哨卡，七天七夜使整个中央红军安全渡过了金沙江。

　　在会理县稍作休整，中央政治局在此开了一天的会。周兴仍然担任会场外围的警卫工作。会理会议主要总结了抢渡金沙江胜利的经验，提出了下一步打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的。

　　提起大渡河这个名字，周兴曾给战士们讲过太平天国忠王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故事。当时，蒋介石的计划是要在大渡河堵截围歼红军，扬言要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但是，中央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主力部队（红一军团）抢先占领了安顺场，然后急行军三百多里，一举飞夺泸定桥，全军顺利地渡过了大渡河，粉碎了敌人妄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

    五、“我是红军的人”
　　 
　　过了大渡河，进入四川的天全、芦水、宝兴。这一路上，人烟稀少，敌人的追兵已被甩掉，打仗的任务不多了。可是，面前又出现了一个自然界的“敌人”，那就是“雪山”、“草地”。
　　1935年6月，周兴随干部团翻越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夹金山。8月，在四川松潘县又极其艰难地走过了杳无人烟的草地。刚刚30岁的周兴，本来身强力壮，但这个时候已经消瘦得不成样子。一路上行军、打仗，工作繁忙，责任重大，警卫首长、保护几个“元老”，还要做群众工作，还要抓俘虏，搞情报。一天到晚，休息时间很少。更严重的是红军生活供应十分困难。开始，每人每天半斤粮食，以后减为二三两。过草地的时候，粮食已经吃光了，只有挖草根吃，把皮带解下来煮着吃。药品基本上没有，脚划伤了，找点红药水都很困难。过草地时，往往走几十里路见不到一个村子。沼泽地深浅莫测，只能用木棍探路，探一步走一步。他的战友当中，有不少人就在过草地时身陷泥泽，再也没有爬起来。

　　在这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周兴得了肺病。刚过草地就发高烧、吐血。有几天时间，他躺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昏迷不醒。部队里缺医少药，无法医治。幸好当地有个中草药医生，六十多岁，请他来看了看，给了点中草药，用土罐罐熬好，吃下去以后，出了一身虚汗，烧逐渐退了。可是痰中仍夹有血丝，咳得比较厉害。医生说，这可能是肺上的毛病，需要慢慢调养。干部团的同志对周兴很关心爱护。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经常来探望。一天，董老、徐老来到周兴的床前，叫警卫员送来一只十分珍贵的礼物——羊腿，吩咐炊事员给周兴熬点羊肉汤喝。周兴被感动得直掉泪，那时候的同志关系，是何等亲切呵！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阿坝会合以后，因为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有野心，反对并阻止红军北上，阴谋另立中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在紧急关头，毅然决定率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抗日。所以，中央红军在路上不敢停留，从四川北部向甘陕地区挺进。这时，周兴的病还没有好，走不动路。干部团首长决定派一个担架，抬着周兴上路。周兴在担架上心情很不平静，想了很多、很多。觉得自己出身贫苦，找着共产党才有了出路，十年来尽管道路坎坷不平，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过失败的痛苦。从江西经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多么不易呵！想想自己一病不起，首长、同志们的关怀、照顾，感人肺腑。现在已经曙光在望，再咬牙坚持一下，就快要到达目的地——红军陕北根据地了。思来想去，周兴下定决心，跟着红军走下去。可红军实在困难，没有好药给治病，没有好东西给补养身体，这样拖来去会怎么样呢？

　　有的同志好心劝周兴说：“周特派员！你考虑一下，能不能让我们找一个可靠的老乡家，安排你住一段时间，给你养养病，再留个把警卫员照护你。等病好了，再去追赶部队。行不行呢？”

　　“不行！”周兴毫不迟疑地回答。

　　“为什么？”

　　“我是红军的人！离开了红军，活着还有什么用？！”

　　望着周兴那张严肃而恳切的脸，谁也不敢再劝了。

　　于是，周兴继续在担架上行军。说来奇怪，周兴并没有吃什么灵丹妙药，在过六盘山的时候，却出现一个奇迹，他的病情逐渐好转。不久，他的体力逐渐恢复，竟然丢开担架，自己拄着棍子，慢慢跟着部队走。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陕北。

    六、陕甘宁边区的保卫者

　　红军到达陕北后，周兴从部队转到地方，但任西北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长、代理局长、局长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部长等职。

　　据有关资料，中共保卫史上第一次“外事”活动，是1936年周兴接待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的采访。

    斯诺采访时曾经问周兴：

　　1、人民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死刑？
　　2、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给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
　　3、你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
　　4、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
　　5、在陕西，除了你处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
　　6、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周兴回答：“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那些还不是死心塌地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些人的头脑。”

　　“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权力，现在是保护扩大的统一战线。”

　　“……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同情共产党。这些人，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不应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

　　对于斯诺的具体问题，周兴也一一作答，而且，特别论述了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四点不同：不会秘密地杀；一人犯罪一人当；实行教育宽大政策；犯人不受拷打和虐待。这表明，在党的正确路线下，我党的保卫工作已经有了系统的政策。

　　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延安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此时，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而周兴，也不是什么“特务头子”了。那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巩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这一块了。周兴当时担任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几乎可以说是中华苏维政府的公安部长了。独膺重任，倚重可知。周兴全力投入了保卫工作的特殊斗争。

　　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兴被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

　　公安保卫工作，一向没有平时、战时之分。以往，国民党一直武力围剿陕北根据地；随着抗日时局的发展，国共开始合作，国民党对边区公开的军事进攻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却重点转入秘密破坏活动。这样，保安处的工作就更加繁重了。当时的情况相当特殊。尽管边区取得了合法地位，但边区周围的所有军事要地，都被国民党重兵围困，挖封锁沟，拉铁丝网。出入边区的人员一律受到严格盘查，特务据点专门堵截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强迫送进“战干团”，进行特务培训后再派遣进边区。

　　边区内部各县也有国民党机构，县政府、县党部、保安队、邮电局、电讯局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每个县都有中统特务坐镇。他们拉拢腐蚀我方干部，建立内奸网络，组织“黑军”搞暗杀破坏。在来往的商人、平民中也混杂着间谍，边区所辖地区有土匪，社会上有流氓、赌棍、二流子，社会治安相当混乱。外渗内应，国民党对边区展开全方位破坏活动。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边区建立了严密的保卫工作体系。党中央的社会部指导全党各地区、各系统的情报、反间谍工作。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曾有关中、陇东、绥德几个地区分处）。保安处统辖边区的警察力量，各县有一个排至一个连的武装（称警卫队、治安队或特务队），保安处直辖保安团。

　　当时的延安何等俭朴，连毛主席都穿补丁裤子，可是，延安市的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还有神气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边区县首长的待遇是乘马，书记、县长以外，惟有保安科长有一匹。这种特殊地位，人称“三驾马车”。出入边区的“护照”上，无不盖有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
 
    延安城，坐落在延河分叉处，虽然自古就是军事重镇，但城区并不大。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城墙都没有了，只剩下朝南的一个门洞，上书“安澜”。商业区迁往南城外的山沟，叫做“新市场”。原来的延安城只剩下凤凰山麓的一排排窑洞和旧城里不多的平房。延安实行精兵简政，中面机关一直驻扎在河对岸的杨家岭，部分在远郊的枣园；边区政府机关在南门外；三五九旅在南泥湾；于是，保安处就是延安城的主要机关了。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保安处处长周兴其人，资格老、地盘宽、权力大，引人注目。一次，周恩来副主席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

　　从此，“周半城”就名扬延安。周兴却明白，这“周半城”的绰号同时意味着责任。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以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他尽心尽力，领导保安处上下，维护边区社会秩序，保护党中央安全。

　　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毗漏。可是，谁都没有想到，问题会出在我党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周恩来的安全上。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周恩来，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主要目标，因而，也是我党保卫工作重点中的重点。周恩来肩负国共谈判重任，出入虎穴龙潭，总是令保卫人员提着心。

　　1937年4月，周恩来预计从延安驶往西安谈判，为他预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眼线，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了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从延安向南行车去西安，必经我方控制的延安县地面、国民党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敌我交界的金盆湾、临镇、云岸镇一带，活跃着一股政治土匪，他们刺探军情，残害百姓，对边区安全破坏极大。1937年1月，党中央从保安县迁到延安县，4月，边区党委专门布置消灭这股土匪。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组织部长王达成、秘书长谢觉哉、保卫局长周兴聚议，决定组成由延安县保卫局长吴台亮任司令的南线剿匪司令部，由边区保卫局、关中保卫分局、延安县保卫局抽调武装力量进剿。但是，由于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要求先行政治争取，不成再动用武力解决。100多名战士开到土匪活动的金盆湾，敌人立即展开抵抗。南沟一个农民卖给部队1斗3升玉米，当晚全家五口被害。但是，善于群众工作的保卫干部还是很快摸清了敌情。这里的土匪有明暗两路。明的，是哥老会大爷李青伍、王中阳、齐金权等率领的惯匪，无恶不作。暗的，是当地的地方武装、临镇劣绅姬延寿率领的80多人枪的民团，暗中支持土匪。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直接操纵明暗两股武装，背后，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这些土匪地形熟悉，消息灵通，武器也强，专门破坏我边区安全。为加强力量，我方派了一个独立团开进临镇。

　　农历三月三，临镇举行庙会。民团团长姬延寿特地邀请我方南线司令员吴台亮点戏。吴台亮安排独立团团长白寿康看戏，自己则与政委李太渊混在人群中观察。

　　小小的临镇鱼龙混杂，土匪化装下山游乐，民团买擦枪油备战，国民党党部的特务到处联络，显然要出事！吴台亮当即布置部队警戒。午夜，两声枪响，80多名团丁一起钻沟上山投奔土匪。敌人公然对抗，我方得以出击，当即逮捕国团团长姬延寿。国民党甘泉县党部随即提出谈判，要求划分延安与甘泉的界限。甘泉方面提出，以金盆湾到临镇的河流为界，河以北归延安县管，河以南归甘泉县管。这样，现在土匪活动的地盘就是他们的，我方剿匪计划将全部落空。吴台亮愤怒地说：西安以南归你们管，西安以北归我们管！不是划分甘泉与延安，而是划分西安与延安！

　　谈判崩了。国民党方面恶人先告状，向边区政府控告。毛主席指示：我们的土地一寸不能丢！这样，延安与甘泉的边界就一直没有划成。敌人又开始了更狡猾的活动。他们了解到，我方剿匪司令部政委贾腾云在参加革命之前也是哥老会大爷，也当过土匪。于是，借谈判之机，拉拢贾，密谋打掉吴台亮，袭击剿匪部队。在敌人发动叛变的当晚，贾腾云活动警卫班长一起行动。警卫班长李天杰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表面应付，偷偷报告了吴台亮。吴台亮立即采取反措施，逮捕了贾腾云，把部队拉上山。事后，剿匪司令部提出武力进剿。考虑到国共合作的局面，边区党委没有同意。而土匪武装则乘机发展到200多人，终于酿成劳山伏击事件。

　　1937年4月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参谋孔万泉、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名警卫员，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蓬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二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有座森林密布的劳山。土匪埋伏在山上，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爬上山坡，就遭到突然袭击，轮胎被打破，子弹铺天盖地而来。卡车上的战士们多是跟随周恩来长征过来的，英勇善战，但是，卡车是暴露目标，我方又只配备驳壳枪，敌人在三面山上，居高临下，火力很强。我方牺牲很大，陈有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四人脱险。

　　消息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更是痛心疾首！他立即派人带骑兵排驰援，同时命令独立团增援。边区党委也急令剿匪。周兴殚精竭虑，部署精锐部队从南包抄，组织几个县的武装联剿。还派黄赤波、程宏毅、穆广林等化装侦察，打入土匪内部获取情报。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坐探冯长斗、韩老二、蒋福海、侯振国、民团头子姬延寿、土匪头子李青伍、齐金权等十人就地正法。乘胜追击，边区各地纷纷行动，军政配合，严厉打击，消灭范玉山、陈老大等46股土匪，全边区秩序迅速好转。

　　1939年初，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周兴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并在尔后的委员会上，被任命为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

　　1939年9月8日，边区保安处召开区特派员、公安助理员会议，周兴特地请毛泽东指示。早在中央苏区时，周兴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遵义会议后，更自觉遵从毛泽东的领导。

　　毛泽东到保安处直奔周兴的窑洞，一见周兴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保安处的小礼堂作为会场，会场有个长方桌，毛泽东坐在一端讲话，保安处文书科长邹优瑜（邹瑜）就在旁边记录。毛泽东首先详细讲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然后，以“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与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的关系”为主题，进行了演讲。保安处的干部大多工作在偏僻的农村地区，毛泽东的讲述使他们了解了世界形势和中国战场的形势。大家听得十分入神。

　　毛泽东说，做特殊工作的人，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不懂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就不懂一般规律，就会成为盲目的技术工作者，就不能把握政治方向，不能运用党的策略同敌人斗争。不懂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就是空头政治家，不能做好本身的工作。因此，一个合格的优秀的保卫工作者，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同时精通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显然，毛泽东将他正在研究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对保卫工作的认识。而他辩证地阐述保卫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明确的针对性。既批评了将保卫工作独立化、神秘化的作法，也强调了保卫工作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这标志着中共保卫工作已经有了不同于苏联的特色。

　　毛泽东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全场鸦雀无声。在许多老保卫的印象中，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一次系统论述保卫工作的讲话。周兴当即要求，把这份重要讲话的记录存档。解放战争时期保安处大量档案销毁，这份记录稿至今没有找到。但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主要精神，却始终指导着中共公安保卫工作。
   
    七、两个都城的公安局长

　　1949年3月，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与陈毅、粟裕的三野解放了南京。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国都”，政权易手，对国共双方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与象征意义。

　　蒋介石撤退前亲自布置潜伏破坏。毛人凤的保密局在南京设立了九个组，配备460多人，还有上万名军统人员转入警察机构；中统建立“首都实验区”，578名特工渗透到政府机关中任职；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在南京地区留下的特务人员，共有3300多人，有的秘密发展组织，有的散发传单，有的展开“敌后游击”，企图炸桥、炸发电厂、炸掉一切重要目标……

　　南京国民党警察系统有23个单位，光首都警察厅就有9798人。其中有我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特务，有职业警察，也有地痞流氓。这么多人，如何甄别处理？

　　留在南京的外国使馆32个，外交官238名，眷属114名，外侨211名。而我公安机关几乎还没有管理外国人的经验……

　　南京地区的难民、乞丐、游民、游方僧道、小偷、妓女、惯匪、竟然战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有18万之多！

　　空前复杂的局面，需要一个特别坚强的公安局长。2月，中共中央向西北局发报，点名周兴任南京市第一任公安局长。

　　在南下的火车上、汽车上，周兴一路研究接管。商谈的对手，是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就担任他的副职的赵苍璧，这次，周兴又把赵苍璧要来担任南京公安局的副局长。

　　南京迎接他们的不是轻松局面。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笑着说：“哎哟，看来真够我们公安局长喝一壶的！”

　　局面复杂，必须从政策的高度，高屋建瓴地解决。周兴请示对于旧政权人员的处理，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果断地说：“这有啷个难嘛。中央早有指示，一律包下来就是了……”

　　1949年5月16日，原国民党“考试院”华贵的办公楼会议室里，挂着一幅会标：“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大会”，台下的警察们紧张地等待观察共产党派来的局长。他们知道，周兴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是在延安抗击国民党破坏的保安处长、卫戍副司令，不禁有些紧张。

　　周兴局长出现在主席台。只见他身着发白的粗布军装，不过三四十岁年纪，神态稳重，面容和蔼，发言却铿锵有力，句句敲击在大家心里。此时的周兴，已经不是当年追求真理的“小小相公”，也不是被人捉去游街的热血青年，而是成熟的领导干部。周兴充满政策感召力的讲话，更使全场敬服。他们从周兴这些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南京公安的希望。

　　地下党组织的“地下警运会”也公开活动了，出面的人竟有原来商界大老板。根据地来的接管干部与地下党干部这两支队伍胜利会师，又团结起义人员，组织留用人员一起工作。南京的警察队伍在新政权的领导下稳定地开展工作了。新组建的公安总队也迅速成立，与解放军警备部队一起维护南京安全。与敌特斗争，是周兴的老本行，南京公安局开始就把肃特作为工作重点。公安局侦讯处长林浩然查获保密局秘密信箱，我公安部门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敌特大量情况。周兴认为，新政权百废待兴，不能按部就班地来，必须采取大动作。于是，局长周兴、副局长赵苍璧、刘秉琳发出布告，勒令一切特务组织立即解散，其人员立即停止活动、自首登记。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一个月间，就有246名特务自首，还提供了几百条线索，孤立了少数潜伏特务。公安局又接连破获“保密局潜京一分站”、“反共救国军”等重大特务案件。

　　南京刚刚解放，一时来不及控制经济活动，于是，不法商人乘机收购黄金白银，压低人民币币值，破坏金融秩序，还说：“共产党军事行，经济不行。”面对新的情况，周兴又部署“银币之战”，突击封闭非法银元交易所，整顿68家银楼，拘捕人犯103名，“黄牛”266名，南京的经济秩序迅速稳定。户口大登记，游民大收容、鸦片馆、妓院大取缔……一连串漂亮的公安行动，使南京城很快出现从来没有的社会安定、人民乐业的局面。谁也不敢怀疑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能力了。

　　不久，二野挺进大西南，周兴等人又随同刘邓大军进川，在山城重庆安营扎寨。大西南，是国民党经营八年的抗日后方，乡保长大都是外面派来。这里又是国民党最后撤离的地区，高官飞了，娄罗跑不了，国民党军、警、宪、特分子，袍哥、土匪，都沉淀下来。国民党在这里杀共产党杀了许多年，坏人却完完全全保留下来。

　　周兴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这时，他已经有了接管南京的经验。他首先把很大功夫下在调查研究上，细致摸清了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社会、经济情况，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做好准备。至1950年底，共消灭土匪近90万，逮捕登记特务5万余人，缴获电台150多部，破获敌特潜伏组织及政治阴谋、武装暴动案件5000余起。到1953年底，镇反胜利结束，共打击反革命分子80万余名，破获潜伏特务、间谍案件569起，歼灭空降特务37名，消灭110多万土匪，取缔291个封建把头组织，缴获毒品200余万两，逮捕惯犯2．9万余名，破获刑事案件21万余件，逮捕处理人犯27万余名。还从上到下在西南地区各系统建立了人民公安保卫体系。

　　南京是国民党的“都城”，重庆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陪都”，周兴先后在中国的两个“都城”任公安局长，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公安工作经验。

     八、新中国第一部治安法规

　　1954年8月，周兴调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分管全国的治安、劳改工作。

　　1957年初，大批盲流人员涌入北京，栖身前门火车站等地，其中混杂着一些小偷流氓，他们白天混入街头作案，晚上回车站睡觉。这里虽然不属周兴直接管理，但他十分重视首都的社会治安，决心亲自调查解决。

　　春节前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周兴身穿一套蓝布旧棉袄，头戴一顶翻毛羊皮帽，脚穿一双棉鞋，打扮成一个农村干部模样，带着秘书和警卫员、驾驶员一行四人，悄悄地走进了前门火车站。从票房到候车室、行李房、站台转了一圈。然后，重点走访了候车室的盲流人员。
　　
　　“小姑娘！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周兴在候车室的角落里对一个歪着身子躺在条凳上大约十四五岁的乡下小姑娘问道。

    “俺从沧州来，老家是山东的。不到哪儿去，想在北京找个工作。”这小姑娘挺大方，振振有词地回答。

　　“你来北京多久了？”

　　“有个十来八天！”

　　“怎么生活呢？”

　　“反正饿不着”！”说到这里，小姑娘站起来，一撅嘴，走开了。
　　 
    正在这时，旁边一位背着一个小娃娃的中年妇女惊叫起来：“抓小偷！抓小偷！我的钱包丢了！”一边叫，一边追打一个瘦骨嶙峋的未成年男人。不一会儿，围观的人挤成一团。

　　一场混战之后，两位铁路民警从人群中走出来，把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带到派出所去了。

　　在票房门口，周兴遇见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爷，泪流满面地向他们诉说了他被骗的经过。他从辽宁营口农村来北京寻找亲戚，没有找到，昨晚在候车室凑合睡了一觉。今天一大早就到票房买回程票，排队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主动问他要买哪儿的票，并答应帮助他购买。老大爷信以为真，把二十多元车票费交给他。但过不多久，这个小伙子连影子也没有了。老大爷束手无策，悲痛不己。周兴听了他的诉说，立即叫秘书领着老大爷到北京铁路分局车站派出所找所长解决。后来由所长把老大爷交给跟车的民警，免票把他送回营口。

　　派出所长听说周兴副部长来车站查访，就赶到候车室把他们迎到派出所，详细汇报了车站的治安情况。周兴一边听，一边记，中间不时提问，叫派出所的同志回答。这次调查访问持续了七八个小时，把基本情况搞清楚了。

　　走出车站时，不觉东方破晓，雪花已经止住，寒风扑面而来，可周兴同志毫无倦意，又叫驾驶员老陈把车开向铁路公安分局。
　　  
    微服夜访之后，由周兴口授，秘书记录，稍作文字修改，向彭真、罗瑞卿同志写了一份简报，提出要集中精力整顿首都的治安秩序。一星期后，彭真同志批示同意，由公安部办理。在公安部党组书记罗瑞卿、副书记徐子荣的亲自主持下，党组研究确定由周兴副部长负责，组织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铁道部公安局的力量，立即清理、收容、遣散盲流人口，打击刑事犯罪。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火车站的秩序焕然一新。
　　  
    周兴从这件事又引发了起草、制定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设想。于是，在公安部党组的领导下，周兴具体负责组织起草、修改《条例》的工作，前后修改写了十几稿。半年之后，终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在全国颁布实行。

　　1958年，中央调周兴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常务副检察长。周兴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制订了检察院系统调查研究工作的文件。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地位很高，但周兴则认为是个二线岗位，要求调到基层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是个老同志，很需要周兴这样有经验的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因此不同意他调离，周兴就反复提意见。两年后，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将他调到山东省委工作。

    九、在山东的日子

　　1961年，周兴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山东省军区政委。来到一个新地方和新的工作领域，周兴既感到新鲜又感到陌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中。

　　在省委班子中，周兴分管农业。刚来山东，正遇上该省连降暴雨，洪水泛滥，灾情十分严重。为领导群众抗灾救灾，周兴乘坐一辆吉普车，日夜兼程，一个县一个县、一个村一个村地视察灾情，把救灾的粮食和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当他得知徒骇河流域积涝严重时，为解决排涝问题，他不顾辛劳和危险，带领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从上游察看到下游。经过几昼夜的跋涉调查，终于查清了沿河淤塞最严重的几个地段，他当即做出了“爆炸排涝”的决策，使洪水迅速被排除，灾民很快种上了庄稼，恢复了生产。在抗洪救灾那段时间中，由于饮食粗劣，加上多日的疲劳，周兴的腿肿了，眼熬红了，痔疮也患了，但他硬是坚持工作了几个月才从灾区返回。

　　为了了解农村基层情况，对农村工作实施正确的领导，周兴非常注意发扬在公安保卫战线工作时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一有时间，不是往自己蹲点的地方跑，就是往全省的农村基层跑。在山东那几年，全省108个县，他去过106个。每个县至少去过2至3个区和3至5个村。下到县里，他一面听县里领导汇报，与他们一道讨论研究工作，一面下到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找群众召开座谈会，到群众家中进行走访。每次听汇报或召开座谈会，除秘书作记录外，他还要亲自作记录。这样的记录本，加上后来在云南省工作所记的，足有四五十本，可惜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至今荡然无存。

　　周兴下基层，始终保持着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甘共苦。在灾区视察时，他和群众一起吃红薯面“糊糊”和菜窝窝头。一次在重灾区惠民县的一个村子里，他和群众一起吃黄樨草籽面做的窝窝头。这种窝窝头十分难吃，陪同来的县委书记劝他回机关食堂就餐，他十分严肃地说，群众能吃，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吃？周兴下基层蹲点，为减轻下面负担，他常常是自带行军床，自己开伙，偶尔到机关就餐，也从来不准喝酒，而且照价付款。他下乡，常往边远地区、贫困地区跑。由于这些地方路面太差，吉普车常陷入泥泞之中。一次，吉普车深深地陷入泥坑里，牛拉人推弄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随行人员有些丧气，周兴却笑着说：“这是调查研究中的调查研究。”见大家不明白，他解释说：“不亲自体会，能知道行路难吗？能知道乡间公路迫切需要改造吗？”

　　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实践，使周兴养成了尊重事实的品质。这种品质被以后的历史所肯定，但在当时，他却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1962年，全国的经济处于调整的困难时期，但党内仍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偏向。一次，毛泽东主席到山东视察工作，在火车上召见周兴。当毛泽东询问山东的农业产量时，周兴说，由于山东今年遭受风灾减产，粮食产量只有30亿斤，与其他领导汇报的40亿斤一下子减少10亿斤。毛泽东对此非常不高兴，认为周兴是低估形势，刮减产风。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周兴：有人刮风，此人就是周兴。当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谭启龙在一次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只说毛泽东批评有人刮风，而未讲周兴的名字。周兴当场就进行补充，说毛泽东指的就是他。这件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周兴反对毛泽东的“罪证”。

　　1964年，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和全国民兵中开展群众性的大练兵活动。  曾在军队任职，当时又兼任山东省军区政治委员的周兴，对开展这一活动非常积极。他一方面向省委提出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决定的意见，另一方面，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多次召开省军区党委常委会研究，具体部署全省的练兵活动。不久，便在全省形成了一个群众性大练兵高潮。在此基础上，他在济南组织了一次全省民兵比武活动。通过比武，涌现了一批比武尖子，如神枪手姑娘、三代民兵尖子户等。这些尖子后来到首都北京作汇报表演，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赞扬。
 
    十、在云南的岁月

　　1965年初，周兴从山东调云南工作，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云南省省长。这时，周兴已60岁了。旧地重游，他壮志满怀，打算在晚年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但是，没等周兴熟悉角色，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

　　“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考虑周兴刚调来，牵涉不深，人际关系单纯，便安排他负责群众接待工作。这样，周兴便被推向“文化大革命”的前沿。

　　1967年初，在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左”的斗争中，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在陈伯达等的逼迫下含冤而死。阎红彦的死，使云南的派性斗争进一步加剧，也使周兴成为云南最大的批斗目标。周兴一下子陷入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深渊。

　　在那些日子里，“炮轰”、“火烧”、“打倒”的巨幅标语布满了春城的大街小巷。今天这派来“抢”，明天那派来“劫”，周兴被造反派拉去批斗达百余次。批斗的名目越来越繁多，形式也日益升级。有一次周兴被拉到大庭广众之中去批斗，一斗就是好几个小时，还不许喝水、吃饭和解手，身体日渐衰弱的周兴终因支持不了而昏倒在地。还有一次造反拉他去批斗，逼他交待所谓叛徒问题。不交待、不承认，就对他实行车轮战，甚至拳打脚踢。周兴毕竟有一副硬骨头，他宁愿经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也不愿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面对着这种无法无天的动乱情景，周兴感到迷惘、困惑。每当和秘书谈起这些情况时，他的脸上就会泛起一股痛苦和伤感之情，而秘书则似乎可以听到他内心的长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何是那样残酷啊？这样搞行吗？党和国家会遭受多大损失呀！

　　1968年8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谭甫仁任主任，周兴任第一副主任。
  
　　周兴被“结合”进省革委会，需要提及一个小小的插曲。那是在云南成立省革委会前夕，毛泽东要接见来北京办学习班的云南代表。那天，毛泽东来到接见大厅，环顾四周，突然问：周兴在哪里？于是站在人群边上的周兴被推到毛泽东面前，只见毛泽东把周兴拉到自己身边，对随行的摄影师说，我和周兴照张相。毛泽东这一特殊举动，自然是支持周兴进入省革委会班子的一个信号。

　　云南省在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是比较晚的省份，按当时的观点，一个省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就意味着这个省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取得了所谓“夺权”的胜利。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云南两派之间的斗争仍很厉害，甚至出现乱抓乱批的现象。周兴对此深感忧虑，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历史上的教训太多了，早在江西苏区打AB团时，由于没有经验，误打了许多同志。延安时期，也有好些同志受了委屈，以致到现在都在搞落实政策。现在有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了，还这样搞是不行的。”为此，他花了不少努力去做消除派性的工作。一次，某派的头头为着一个人员位置的安排问题搞绝食示威，周兴得知此事后，亲自出面去做工作，劝食不成，就请医生给打葡萄糖针。经过反复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终于把思想做通了。

　　1970年10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不幸遇刺身亡，这是建国后最严重的刺杀案件。一把手遇刺，二把手周兴被人们认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破案，周兴找来了曾任总政保卫部长的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又把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老保卫赵苍璧借调来破案。虽然加上周兴自己有三位老保卫参与破案，但终因案情的错综复杂和派性的干扰而未能使案件侦破。面对这种情景，周兴几乎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于是，他请示中央派人来云南主持工作。然而中央却明确指示，由他主持云南省的工作。

　　1971年夏，瘫痪了多年的省委班子重新建立起来，周兴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和云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在此之前的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兴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以后的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继1964年12月周兴在山东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1975年1月，他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云南工作的时期，是周兴在政治生涯中达到顶峰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经历种种磨难为党为人民尽最后一份力量的时期。
　　在政治生活中，1971年以后有两件事令周兴难以忘怀。

　　第一件事，是1971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期间，他在西南大组作过一次经过充分准备的发言，除了批判陈伯达的唯心论和先验论等谬论外，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军内实权人物的错误。会后，周恩来找周兴个别谈话，对他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精神给予赞扬。同时又暗示他要注意策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说：“周兴同志！你的话多，声音大，要注意隔墙有耳哟！”对于周恩来的忠告，周兴回到住所后一字不漏地记入了他的日记。这年9月13日，林彪一伙叛党出逃后，周兴的发言稿经周恩来推荐，毛泽东批转印发给全党。

　　另一件事，是1974年的夏天，江青在天津文艺界的一次讲话中说：“林彪在云南有个不大不小的死党，他在贵州一次就送给林彪一百瓶茅台酒，此人至今没有被揭露。”据了解，江青所指的就是当时昆明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得知这个情况，身为中共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周兴，感到事关重大，经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讨论研究后，立即向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电报，请求就此事给予指示。后来周兴派人到贵州进行调查，调查证明，江青的指责纯属信口开河，捕风捉影，没有事实根据。这一按正常组织程序办理的事以后被江青知道，江青十分恼火，认为周兴向中央告她的状。10月，在中央召开的一个会上，江青指着周兴的鼻子说：“你这个周兴，搞情报搞到我头上来了！我在天津讲一个话，你马上就知道了，你肯定设了情报站！”

　　江青的诬陷气得周兴脸色发紫，立即站起来反驳：“你血口喷人！”李先念等人忙上前劝阻，才平息了这次争吵。

　　但在以后中央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江青又一次指责周兴，并以首长的腔调对周兴说：“你这个周兴，我劝你不要搞派性了，要尽快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周兴对此十分气愤，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平生最大的一次侮辱”。后来在北京医院住院时，周兴还向前来医院看望他的邓小平、宋任穷、汪东兴、余秋里、赵苍璧等领导和战友很气愤地提到江青对自己的诬陷。邓小平为安慰正患重病的周兴，对周兴说：老周啊，算了，算了，她也不能代表中央，不能代表主席嘛！”对此事，周兴深信有朝一日是会澄清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周兴未见到江青的垮台，就含恨与世长辞了。

　　和在山东省一样，周兴在云南省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和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全省128个县，他去过112个，每个县去过2至3个基层单位，终年积雪的高黎贡山，火一样热的西双版纳丛林，云雾缭绕的昭通地区，以及错综复杂的中越、中老、中缅边境，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到一地，他都要召开调查会，而且亲自作记录。每次下基层，都十分注意发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他告诫秘书，不要让下面搞特殊招待，不能接受礼物，吃饭要付钱。一次思茅地区给他送来了一些米和水果，他告诉秘书说：“一定要付钱，不然就叫他们拿回去。”对实际的了解，使他对工作有较多的发言权。在周兴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时，省革委会决定进行“围海造田”，周兴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云南的可耕地很多，还有不少土地荒芜，再去围海造田，既浪费人力物力，又破坏自然环境。虽然周兴这个意见未被接受，但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周兴不仅深入实际，而且常常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昆明市大观楼边的一条河被污泥淤塞，他带领机关干部和居民群众参加劳动，亲自下河清除淤泥。他在号召机关干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时，以身作则，曾带领一家人到安宁县农村帮助收割稻子。这些事情，都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留下了良好印象。

　　在云南省的十年，周兴既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人祸，又碰上了东川大塌方和几次大地震的频繁天灾。那些年，真是哪里有危险，哪里就会出现周兴的身影。1973年，云南的昭通、永善、大关县发生强烈地震。周兴接到报告后，连夜召开党政军负责人紧急会议，对抗震救灾工作进行部署。会议结束后，已是凌晨1点半钟，他不顾疲劳，带了几位随行人员便赶赴灾区。由于灾区山高坡陡，许多乡村不通汽车，他就坚持步行。考虑他年事已高，身患多种疾病，随行人员提出要给他找一副担架，他不同意，仍坚持要自己走。就这样，他拄着一根竹棍，跋山涉水，整整走了三天才到达地震破坏最严重的村子，然后又挨家挨户进行慰问，带去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帮助灾民解决生活困难和开展生产自救。

　　晚年的周兴有一种紧迫感，他工作起来总是夜以继日。每天早上7时半起床，洗漱吃过早饭后开始工作，中午休息1个半小时，晚上工作经常到12点半，有时甚至要到第二天凌晨二三点钟才睡觉，每天工作时间达12个小时以上。秘书劝他注意身体，早点休息，他却风趣地说：“我是数石头的人了（江西俗语，意为年事高了），现在不多做点工作，以后想做都来不及了。”

　　周兴是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人，在云南省担任党政主要领导时更是如此。他的这种高度责任感，常常和他的急躁性格搅和在一起。每当面临着一项重要工作时，他会时时把这项工作挂在心上，要求尽快做完做好。那时省里开大会，如果他要作报告，他会对秘书讲报告的整体结构，主导思想。秘书根据他的思路写出初稿后，他再逐一修改。反复推敲。有时在深夜二三点钟把秘书叫起来，记录他的修改补充意见。有时处理一个问题，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发现有新的办法比原来的好，不管是深夜几点，他都会把秘书叫起来，记录他的指示，并要求马上落实。他的这种性格和脾气，使他患上了顽固的失眠症，以致睡眠要靠服安眠药，而且服的量越来越多。

    十一、胸怀坦荡  高风亮节

　　公安保卫干部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对革命忠诚，为党牺牲一切。可是，周兴的悲剧也在于忠诚。他工作一贯积极，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难以避免犯错误。

　　“文革”中，造反派总喜欢把干部划归某某领导人的集团。周兴也曾被怀疑是罗瑞卿的人、贺龙的人、邓小平的人。其实，老干部、老保卫，都是党的人。从江西到延安到北京，周兴曾经多年处于保卫中央的重要岗位，得到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器重。

　　周兴文化程度不高，但自从毛主席在延安提倡学习后，他就常年坚持学习马列、毛泽东的书。穿着短衣裤，边晒太阳（以日光浴治疗肺病）边读书（马列、毛著），成为周兴独特的休闲方式。毛主席在抗大作报告时曾说：爱学习的模范，我看眼前就有两个，一个老干部、一个小干部，老干部就是边区的保安处处长周兴，每天一大早洗个冷水澡就到宝塔山上去看书；小干部（指年龄）就是你们抗大的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每天12点房间还点着灯，做么子事？学习呢！这种精神好么！我看值得提倡。”

　　解放后工作繁忙，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读书计划，每次外出读哪些书，都要严格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周兴都读了大部分。

　　周兴在延安曾为邓小平的婚事帮忙，后来，又在南京、重庆跟随邓小平工作。文革中，邓小平从江西刚回北京，还没有出来工作，周兴就悄悄去看望“邓老总”。1975年初，中央发出解决云南问题的文件，离开北京前，周兴又去请示邓小平。

　　许多老同志都说，以周兴的年龄和能力，他本应继续工作一些年的。他喜欢打乒乓球、打桥牌、打猎，还喜欢游泳、跳舞。在深水里游泳可游几千公尺，踩水可露出腰部。只是这些受好常常忙得顾不上。一旦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周兴会显出很快乐的样子，因而有人称他是“乐天派”。1960年他过55岁生日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内尊称为谢老的谢觉哉曾赠诗一首：

　　        人到五十五，
　　        好似出山虎。
　　        上游节节争，
　　        干劲天天鼓。
　　        洗洗冷水澡，
　　        跳跳交际舞。
　　        身心俱健康，
　　        再活五十五。

　　周兴见了此诗，不禁笑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认为，谢老可谓了解周兴的心理和习性。但是，力争上游的周兴，始终难以做到劳逸结合。

    十二、无尽的思念

　　我与周兴共同生活了38年，养育了7个儿女。如今儿女们都已成人，忙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但周兴却没有等到这一天。他是带着期望和对我们母子的深深眷恋离开我们的。

　　如今我已82岁，回顾60多年的革命生涯，我由一个农家女逐步成长为国家的一名干部，能为党和人民做出我力所能及的一点贡献，除了党的培养教育外，也和周兴对我的影响、帮助和教育分不开的。周兴那可贵的精神品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的一生。我一想起他那为革命工作奋不顾身的革命干劲和那日日夜夜不辞辛劳的身影，好像他没有走，就伴在我的身旁。我不由得会从心底里呼唤着亲人——周兴，你可真是个好人啊！

　　我出身在陕北一个地主家庭，父母嫌我是个女孩，在我出生40天时就把我送给了农民家庭。这农家很穷，没钱供上学识字。1935年春，家乡进行土地改革，好心的邻里对我说：“共产党真好，不打人、不骂人，你赶快投奔他们找一条活路吧。”就此，我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路。

　　1937年8月，我和周兴结婚，当时我才18岁，还像个孩子。参加婚礼的蔡畅大姐对周兴开玩笑说：“你可要把你的小姑娘管好。”周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位坦诚爽快的人，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问我：“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当时在中央抗战剧团里做宣传工作，特别羡慕有文化的人编个歌词、编个节目什么的，一心想学习提高文化，所以就不假思索地说：“别的要求没有，就是希望你送我上学读书。”周兴笑着说：“这好办。”于是在当年12月，也就是我们结婚的第4个月，我就离开他上了李贞同志在延安办的“家属学校”学习文化。一年后毕业。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一些文化基础。随后我回到他身边，帮助毛诚秘书管理文件。

　　1939年，延安办起了速成中学，我又在周兴的支持下上了一年。以后，延安又办起了延安边区师范学校。虽然我当时已生了3个女儿，但周兴给孩子请了个奶妈，又送我入了学。这个学校不在延安城，而是在安塞。他嘱咐我要经常写信回家，不要请人代笔，要自己动手写。有错字不要紧，他会给我修改，帮我提高。当时这对我可是个大难题。写每封信我都吃力，有许多字不会写要问人，问来问去麻烦人，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可是周兴鼓励我坚持这样做，他也总是把我信上的错字修改后又把信寄回给我，让我记住哪个字错了，下次不再错。说来这种方法很有效果，我不仅学会了写信，认识了许多字，还真的提高了文化水平。他不仅关心我的文化学习，还关心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工作忙，脱不开身，但每个季度总要派警卫员来看我，了解我的学习、思想各方面的情况，顺便还给我带来换洗的衣物和零花钱。当听说我在学校各方面都很积极，业余时间积极参加种菜种粮（那时师生一边学习一边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和文娱活动时，他非常满意。

　　周兴严于律己，对工作认真负责，具有高度的党性。他常对我说：“组织上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要服从分配。不懂的地方多问问同志们，多请教就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水平。”我牢牢记住他的话。几十年来，我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干好组织上交给的各项工作。上班总是提前半小时，打扫卫生，打好开水，并挤出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从不以领导干部的家属自居。

    全国解放后，周兴调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当时我刚生完孩子40多天，不能随同，他就把我和孩子托付给当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暂安排在北京住下，他就匆匆赴任去了。1950年夏，我和孩子们刚到南京不久，他又要随刘邓大军继续南下。他移交好工作，我们就一起出发到了四川。当时他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然而时间过去一个多月了，我的工作却无人问津，我就去找人事处李处长，他说：“你孩子多，文化低，就不要工作了。”我一听就急了，问：“中央有什么文件规定文化低孩子多就不干革命工作啦？”他答：“没有文件规定。”我说：“那你就有责任给我分配工作，哪怕是收发工作。”就这样，我被安排到西南公安部办公室做收发工作。这时周兴又对我说：“不管领导上安排你干什么，你都要认真干好，这都是党的工作。”这些既是鼓励又是教诲的话，我在工作中都认认真真地照着办了。不久，西南公安部成立机关托儿所，要我主管该托儿所工作，我就白手起家干了起来。先解决住房，后又选调合适的幼儿老师、营养员、炊事员、会计、协理员、保育员。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工作，一切就绪。为了办好托儿所，我一有机会就去参观人家的幼儿园，学习人家的管理方法。一年后，托儿所办得有声有色，领导和家长们都很满意。这个自1952年创办的托儿所，至今还在四川成都很有名气。我为此感到欣慰；同时，也深感这是周兴教育我“认认真真为党做工作”才做出的成绩。

　　周兴这一生，不仅在学习和工作上关心和影响着我；同时，作为革命伴侣，他在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记得我在生第一个孩子时，由于年轻，什么也不懂，而他却把新生婴儿所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妥当。小孩的棉被、尿布，甚至小棉衣和小棉裤等，足足备了一箱子。并为我买好了红枣、鸡蛋，还让警卫员买了十几只鸡养着。对此，我很感激他，一个男同志怎么这样周到细致呀！我自14岁失去母亲，还没被人这么疼过。周兴这种真挚的爱，使我感到真是碰到了好人。

　　1961年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周兴被调往山东省工作。当时他工作特别忙，身体又不好，困难时期又没有什么好东西可吃，我很心疼他。我家孩子多，我有时就专门为他做一点菜，并嘱咐孩子们在吃饭时不要动这个菜，要留给你们的爸爸。可是他一上桌，便把菜分给每一个孩子。后来他对我说：“以后别专给我做什么菜，搞得孩子们都不敢动了。咱们和孩子们一起吃多好嘛。”

    为了让他集中精力一心工作，我尽力把生活和孩子们的事全部担当起来。对此，他非常感激，对我十分尊敬。他每次中午下班回来走下汽车的第一句话就问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没有？”有时我与他开玩笑答道：“没有。”只要他见我在家，便放心坐下看书。我劝他休息一下，他说：“这就是休息。”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总是中午12点以后才下班回家。并且一定要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可是晚饭就做不到了，他下班太晚，所以，他一个人半夜里才吃上饭是常有的事。他一个心眼扑在工作上就是从来不知道关心自己。他对吃什么都无所谓，时常是边吃饭边考虑问题。有一次，他边吃饭边想问题，竟忘了吃了几碗饭。他问我时，我赌气说：“不知道，谁像你光想工作不顾自己死活。”

　　周兴的老红军作风，成为孩子们学习的榜样。他对孩子是既严格又关心，孩子们上学后，他经常过问他们的学习情况，检查他们的学习成绩，鼓励他们学好本领将来为国家出力。他特别注意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和思想品德教育，经常给孩子们讲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事故，还用刘少奇主席教育孩子在中南海吃大灶，周恩来总理教育养子女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化的事例对孩子进行教育。在周兴的教育影响下，我们的孩子都很俭朴。有一次在北京的一家高级宾馆中，服务员见周兴的孩子那样朴实，十分惊讶，说根本不像高干子弟。我们的大女儿和大儿子上高中时，他每个季度都要派秘书到学校了解孩子们的情况。每次开学前，他总要找孩子们谈话，要他们努力学习，争取早日入团入党。他时常对孩子们说：“你们是延安人民抚育大的，应该为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你们要尽量多学一点，力争考上最好的大学。”在他的教导下，大女儿延民如愿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攻读自动控制专业，入大学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儿子刘豹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按父亲的要求去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在实践中学习和锻炼提高自己，现已成为一名自学成才的技术业务骨干。四儿子小京高中毕业后，周兴将他送到云南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在我们的7个子女中，除一个因身体不好在家养病外，其余有5个孩子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共青团员。

　　周兴以忘我的精神工作，身体终于垮了。1975年9月底，他病得很重，在我的坚持和省委的帮助下，送他来到北京接受治疗。在他住院期间，，一天晚上，他含着泪深情地对我说：“你人好，你和我共同生活了几年，我深深感到你人好、心好，为人忠诚，思想朴实。在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特别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你始终坚持原则，实践证明你的许多认识是对的，正确的。你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在政治上也坚定地支持我，我永生不忘。现在几个孩子都还小，你要侍候我，还要照顾他们。面对这残酷的迫害你太辛苦了。”

　　虽经党中央关心和全力治疗，终因肝癌医治无效，1975年10月3日上午7时10分，周兴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

　　周兴逝世后，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邓小平出席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主持，新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致悼词。经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签发的悼词说：“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周兴同志。……周兴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忠于党、忠于人民，同阶级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光明正大，顾全大局朝气蓬勃，艰苦奋斗，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周兴永别了人世。他是带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走的。他一生中生活极其俭朴，从不搞特殊，为节省公家开销，他很少在机关会议上吃饭，而是赶回家吃饭。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知道，我们子女多，用钱节俭，饭菜极普通，直到他临终也没看上彩色电视。他这一辈子，真没享到什么福呀！

　　周兴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那坚强的党性，高贵的品德，永远值得我和孩子们学习。他永远活在我和儿女们的心中，永志不忘。

烽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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