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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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玉舟：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转型时代改革者之三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与一大批改革者的贡献密不可分。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首倡“大包干”的18位农民，到带领华西村农民奔小康的吴仁宝；从大胆改革企业管理机制的张兴让，到“中国制造”的形象代表张瑞敏……可以说，30多年来，正是由于各领域、各层次不断涌现深具非凡勇气的改革者，敢于突破思想禁锢、体制约束，筚路蓝缕，上下求索，才催生出中国改革开放震撼人心、波澜壮阔的景象。中国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强盛国力、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是拜改革所赐，而那些改革的先行者、弄潮儿，在其中功不可没。
如今，改革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对于一个正在建设现代文明、走在转型路上的国家来说，改革没有停顿，也不能停顿。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民主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一系列大政方针已经出台，都需要改革拓路推进；消弭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解决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内一系列现实难题，同样需要改革披荆斩棘。改革在路上，改革必须向纵深推进，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今天，她更加强烈地呼唤着那些有担当、有情怀、有智慧的改革者！
也许改革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也许现在的改革环境确实比较复杂，也许改革者可能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不改革或者延迟改革，不仅会耽误发展，还可能使得以往改革开放的成果大打折扣。这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挑战，而回应这挑战，让我们看到的，正是改革者的价值和光辉所在。（《半月谈》2011年第4期）
♦  半月谈记者 王圣志
“科学发展离不开改革。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每年都要确定一两项改革重点进行突破。”姚玉舟告诉记者。
从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制度改革，到全面推行干部工作日志；从构建城乡统筹基层党建新格局，到在全国率先大面积推行“区直管社区”改革；从破冰公车改革到去除高校行政化……自2008年担任安徽省铜陵市委书记以来，姚玉舟坚信“要见彩虹，必经风雨”，在公众的争议和瞩目中，开展了一系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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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玉舟（中）深入企业调研

改革，要敢革自己的“命”
2008年2月，姚玉舟从马鞍山市市长调任铜陵市委书记，履新不久，他就先从社会高度关注的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制度上开始改革。
众所周知，在现行的干部体制下，一个干部一旦获得组织提名，只要这个干部素质过得去，在其后的程序中一般都是一路“绿灯”。正是由于初始提名的关键性，“谁来提名、提谁的名、怎样提名”就显得非常敏感，干部群众也格外关注。
“当时，姚书记要求我们改革初始提名制度，我们以为只是说说，并没有太当真。因为过去干部提名主要由‘一把手’提出，改革初始提名制度等于是削书记的权。但后来姚书记几次催促尽快拿改革方案，我们才知道这次是动真格的了。”铜陵市委组织部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
2008年12月，铜陵市出台了《县处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办法》，对县处级干部选拔初始提名制度进行改革。
通过改革，干部选拔在“由谁提名”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大改进。过去干部提名权主要掌握在市委的核心层，范围比较小。现在，把提名权扩大到市委全委会成员、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单位干部职工、系统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市属单位党组(党委)、市委组织部等6个方面。也就是说，一个干部的提名总得分是这6个方面的提名得分总和，最终能否获得提名，得靠总分说话。
“我作为书记，提名分值只占正职职位总分的2.41%、占副职职位总分的1.81%，这样就从制度上避免了个人说了算。”姚玉舟说。
“在最初改革时，也有各方的质疑。一是少数干部认为市委不可能真正放权，对此持观望态度；二是极少数领导干部认为这样做会削弱市委的权威。通过实践，这种质疑没有了，质疑往往止于改革的成效。”姚玉舟说，“改革，首先要敢于革自己的‘命’。”
“任何一项改革都有风险，但只要方向是对的，就值得尝试”
2009年，姚玉舟带队参观南京一家大型企业时，这个企业的员工反映，公司总裁要求他们每天上报工作日志，报告当天工作情况，这让他们工作不敢懈怠。公司总裁每天抽查20%左右的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的工作日志，并坦言这种监督效果很好。
这一做法给姚玉舟很大启发。为了监督领导干部勤政和提升各级机关工作效能，2009年5月，铜陵市在全市118名县处级领导干部中率先实行工作日志制度，随后在全市财政供给单位推广。
铜陵市要求单位主要负责人要记录本人当天工作及完成情况，表述要求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同时，对一周工作中记录的问题做适当思考，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依托铜陵协同办公系统“工作日志”功能模块进行报送，一周一报。市级领导对分管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日志一周一批阅，了解分管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工作状况。“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触动，领导可要看干货啊！不干实事哪有得写？”铜陵的一名机关干部告诉记者。
铜陵市委副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胡凤林说，这项措施刚推行时，少数干部有一些不理解：日常工作非常繁忙的干部说，平时很忙，哪有时间记日志；日常工作相对清闲或不干事的干部感到没有什么可记，推行工作日志制度是为难他。实行第一周只有60%左右的日志上报。铜陵市委当即通报批评了未交日志的同志。在这样的压力下，上报率越来越高，现在全市干部日志的报送率达98%以上，写工作日志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一种习惯。
全国很多地方都围绕公车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有的地方以失败告终。“在这个大背景下推进这项改革，当初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我们还是坚定改的决心，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有风险，但只要方向是对的，就值得尝试。”姚玉舟告诉记者。
2009年8月，铜陵市正式出台车改实施方案，在全市市直机关全面推开。考虑到改革的特殊情况，副厅（含）以上领导原则上暂不列入车改范围，公安等执法和执行特殊任务的单位暂不列入车改范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既要改革，也要考虑改革的可行性，增强可操作性。车改的主要模式是：公车职务消费货币化。核心内容是：取消公车、发放补贴，鼓励机关公务员自行购车或乘坐社会公共交通车辆。
“整体来看，我市推行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是成功的，社会认同、群众支持、参改机关干部也比较满意。”铜陵市一名干部告诉记者。
要改革不停，就要解放思想不停
谈起改革，姚玉舟深有感触地说：“改革的最大阻碍是思想观念。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力度和深度。要改革不停，就要解放思想不停。”
2008年，刚到铜陵工作时，经过全面调研和与干部群众广泛接触，姚玉舟提出开展以“观念大转变、改革大突破”为主要内容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把观念的转变放在第一位，把改革的突破放在第二位。
“观念的转变真是太重要了。”姚玉舟说，“可以说这几年铜陵经济社会的大发展，都得益于思想的大解放。实践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永无止境。任何一次解放思想都有相对性，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我们不断适应新形势，把解放思想作为万事之先，作为打开工作新局面的法宝。”
“群众的感受是我的第一信号。”姚玉舟说，我到铜陵工作之后，除了请党代表外，还请普通市民参加全市性大会、全委会等，聘请普通市民作为行风、党风监督员，通过这些形式了解市民感受，了解市委、市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
姚玉舟说：“改革的目的，是让人民群众享受改革的成果。因此，我提出建设‘幸福铜陵’。当初提这个概念时，我有些担心，因为铜陵是个资源型城市，群众还对环境治理等方面存在一些意见，这个口号提出会不会被认为浮夸？为此，我特意邀请一些新闻界朋友和学者交流探讨，他们认为可以提，可以把提高幸福指数作为一个目标去努力。这些年，我把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改善民生，作为一项具体的工作去量化，作为一项实实在在的任务去完成。现在铜陵市民的幸福指数每年都以3到5个百分点增长。2010年铜陵市民的幸福指数已经接近90%。”
“我认为，作为一个地方的党政主要领导，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一要率先垂范，勇做改革的领头人；二要旗帜鲜明，坚决支持勇于改革的人。很多事情只要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就要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姚玉舟说。

天涯孤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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