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份公务员面试资料社会热点收集整理
拆除爱心学校不能是终点拆掉违建固然合法合规，但当地政府能不能像拆违一样，拆掉当地的贫穷，拆掉当地的落后，拆掉当地存在的若干问题，比如艾滋病和毒品。
8月30日，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西昌市索玛花爱心学校被拆事件，凉山州教育局称社会力量办学和支教必须依法依规。此前，网上热传的“最悲伤作文”《泪》，上传者即为索玛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哀悼这所最近声名鹊起的爱心学校。它是早夭——今年7月，才竣工投入使用，即便追溯其前身——活动板房也不过4年生命。它令人心疼——据说耗资不菲，来自善款。它被拆后的命运更让人不安，那些在爱心学校就读的孩子何去何从？
尽管凉山州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要确保每个孩子不因贫困失学。但是，这种承诺究竟有多可靠、如何细致安置从爱心学校流散的孩子、如何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恐怕并非易事。
这所爱心学校似乎运乖时蹇。当地官方认为它涉及五宗罪：涉嫌违法买卖、占用国有(飞播)林地，违法建设，非法办学，建设场地因施工造成地质灾害隐患。每一宗罪都足以要了它的命。如今，它终于要倒掉了。
拆违易，重建难。重建民心难，重建信任难，重建责任更难。无数网友用最激烈的言辞质疑当地官方，最流行的说法是，索玛慈善基金会揭了当地的短，当地恼羞成怒，借机保护。这种说辞，也许当不得真，如果爱心学校确实涉嫌违规违法，就该有接受依法处置的勇气。
人们的不解和愤怒在于，拆掉了爱心学校，当地政府有无能力和信心做得更好？如果当地政府走上不作为乃至乱作为之路，即自己失职，志愿者又不能参与，岂非罪过？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网友的普遍担忧，是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任，也是一种责任激励。
据报道，当地政府下达“限期拆除违建通知”，责令索玛慈善基金会在8月28日之前自行拆除，否则将依法拆除。这语气，异常严厉；这措辞，不容转圜。拆掉违建固然合法合规，但当地政府能不能像拆违一样，拆掉当地的贫穷，拆掉当地的落后，拆掉当地存在的若干问题，比如艾滋病和毒品。
去年，央视《新闻1+1》曾播出一期名为“大凉山，别让孤独的孩子孤独”的节目，其中谈道：2013年整个凉山全州一共有6727名孤儿，其中有257名是艾滋病毒感染的儿童，另外还有19072名特殊困难儿童。背后的原因是，由于艾滋病和吸毒的双重打击，当地一些青壮年要么死亡、要么伤残、要么入狱，留下了很多失依儿童。对这些严重的问题，当地政府何时才能拆掉呢？
可以拆掉爱心学校，但拆不掉人们关注的目光，也拆不掉人们的忧虑。如果当地政府励精图治，即便不拆掉爱心学校，爱心学校也无存在的必要了。
8月25日，在四川成都双流县凤翔湖森林公园湖边游玩的蒋吉东，看见一孩子和其阿姨先后落水后，果断跳入水中施救。最终，他将孩子托出水面，自己却沉入水中，不幸溺亡。经过近22小时搜救，其遗体被打捞上岸。8月31日，双流县委县政府召开“8·25”见义勇为表彰会，当地根据有关规定奖励蒋吉东50万元，并给予其家属生活困难补助50万元，对其余共同参与救人的3人各奖1万元。重奖百万，是对法律法规的严格践行，更是对救人善举和生命价值的尊重，值得点赞！
“法官遭围攻”的焦点在改革执行机制
建议建立全国法院执行协作机制，强化委托执行责任，法院需异地执行的，应当委托异地法院执行，受委托法院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严格依法执行。
“陕西安康19名法官和司法警察异地执法遭围攻”事件有了最新进展。8月31日，山西晋中市昔阳县委新闻中心就此事做出回应，称晋中市已成立调查小组，赴昔阳县进行调查，并承诺将客观公正处理。同时，昔阳方面指出，陕西方面一行33人到达昔阳县后，在其带队领导和昔阳县法院协商执行事宜之前，其余人员已直接到达矿区执法；陕西安康市三龙公司人员砸损与执行无关的第三方挖掘机，造成与当地矿区工人发生冲突。这与安康方面此前对事件的描述存在不小分歧。
大路朝天，“各说一边”。虽然产生冲突的原因以及各方的责任有待客观公正的调查，但长期以来，法院异地执法遇到阻挠或产生冲突，早已不能算是新闻。近年来，尽管司法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诉讼法也多次修改，但这一难题似乎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异地执行遇到公开阻挠甚至暴力抗法，往往都被提及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是被执行方认为判决不公。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确实有这种悖论：本地当事人和异地当事人打官司，本地当事人赢得官司的几率高；而执行则相反，异地执行成功率远远低于本地执行成功率。由于感觉异地打官司受到了不公正对待，那么在异地法院前来执行时，一些当事人就想办法逃避执行，有的还要找机会“理论一番”甚至是“以牙还牙”，这是异地执行经常遭遇“一地鸡毛”的重要原因。
而产生此问题的根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虽然司法是中央事权，但在许多地方，司法判决和执行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地方利益的影响，导致不能真正地依法判决、依法执行、依法协助执行。二是法院执行体制仍然存在缺陷。执行机构设于法院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缺乏科学有效的协作机制，在此情况下，一个地方的基层法院到另一个地方去执行，难度肯定很大。三是对阻挠执行的惩处力度不够。一般情况下，阻挠法院执行，法院只能给予司法拘留处罚，对当事人的威慑力明显不够。虽然法律上规定有暴力抗法罪或者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对异地执行者来说，真正启动刑事程序，追究抗法者的责任，也往往面临诸多难题。
要解决法院判决异地执行难，首先要着力提高司法公信力，通过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健全审判机制、加强司法监督、完善司法信息公开等等，让当事人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执行体制机制。建议对相关法律做进一步修改完善，建立全国法院执行协作机制，强化委托执行责任，法院需异地执行的，应当委托异地法院执行，受委托法院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严格依法执行，有故意不执行、延误执行或涉嫌地方保护的，要追究当事人和主管领导责任。正如公安机关协助追逃一样，只要依程序列为网上逃犯，发现逃犯地方的公安机关必须立即依法采取措施。做出判决的法院可以前往协助执行，但不冲在执行“最前线”。当然，最理想的改革模式，则是将执行机构从法院剥离，建立中央垂直管理、全国统一的司法执行体系，只有这样，异地执行难的问题才有望得到较好解决。
停车位70万元是一种城市病
一个均价17000元每平方米的居民小区，配套车库车位被炒到70万元，规划停车位“停”无虚席，一半业主停车只能在小区和周边主干道“打游击”。日前，郑州70万元一个的“最贵”停车位曝光。由于停车位稀缺，郑州市内的“车位”价格越炒越高，一般的车位都在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
大城市中的停车位之贵，早已不是陌生话题，但一个被炒到70万元的小区停车位价格，还是令人莫名惊诧。用一套小公寓的总价格去买一个车位，用一辆比所停车辆可能还贵的价格，去为车辆找一处停放之地，不能说车位价高得荒唐，至少表明此种价格有悖常理。
更大的问题在于，就算车位价格如此高企，它也可能并不违法，充其量只能说是种不道德的行为。某种程度而言，小区里的地下车库停车位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但发生在开发商和业主之间的停车位买卖，却是一种市场行为，既然是市场化的，就不应对其有过多指责。同样，停车位价格的高涨，虽然有开发商恶意抬价的因素，但更多是开发商与业主“协商”之后的结果，既然车位的购买不是强迫的，那么就无需对此进行过度谴责。
倘若把观察的视线拉得更长一些，与城市小区停车位如影随形的质疑，其实还不止于车位价格之高，车位数量的匮乏也让人不解。在不少城市小区中，不仅地面上的停车位数量很少，当楼层越建越高，停车库车位的数量却一直未曾实现同步增长。当开发商不愿意在停车位的数量上下功夫，又或者是为制造出某种停车位供需的不平衡状态，开发商提供的停车位数量远远低于业主的实际需求，那么出现对车位的抢购，以及天价车位，也就不足为奇。
如此分析，70万元的停车位虽然并不违法，但它更像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病，极致地展现了城市发展可能带给市民的“经济性报复”。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并在城市生存下来。小区日益增多，城市半径逐渐扩大，由此带来机动车数量的迅速增长。然而此种增长不仅显得孤立，而且是粗放性的，一些城市管理者们乐于看到城市变大，却忽略了精细化、人性化的居住条件管理；开发商一心逐利，而将业主视为获利对象。当正常的安居条件和居住配套设施不被重视，停车位的症候就会发作出来。
作为二线城市的郑州，居然出现了高达70万元一个的停车位，如此反差，已是一个现实隐喻：城市小区停车位问题不仅一直存在，而且会越来越成为无法回避的公共性问题。小区停车位太少、小区停车位太贵，不能再将这视为理所当然、不可避免的“城市化现象”了，而应对此采取系统性的监督与解决措施。这不是呼吁管理部门粗暴干预城市小区停车位的交易，但作为城市管理者，确实有必要督促开发商在规划建设过程中，提供数量相匹配的停车位，更应该努力发挥行政智慧，建设和开放更多公共停车场地。
职业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伪精英”
“注重升学、看重学历，而不是把技能训练放在第一位，那和本科有什么区别？”发出这种疑惑的是一名来自职业院校的学生。在政策引导下，职业教育近年来获得快速发展，但社会上关于职业教育的种种批评从未停息。
“注重升学、看重学历，而不是把技能训练放在第一位，那和本科有什么区别？”发出这种疑惑的是一名来自职业院校的学生。在政策引导下，职业教育近年来获得快速发展，但社会上关于职业教育的种种批评从未停息。批评者不仅包括学生，最近一篇题为《高职高烧》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传播开来，作者义乌工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贾少华总结归纳了现在中国高职院校面临的问题，称高职院校“烧得不轻”，甚至有些“走火入魔”和“神志不清”。
学生的疑惑主要来自职业院校的课程设置，学校普遍重视英语、数学、语文这些基础课程，但是，入读职业院校的学生基础课程一般都较差，所以不少学生苦不堪言。另外，原本期望学技术，但长时间闷头学习文化课和考试，也给他们以主次颠倒甚至是混文凭的感觉。而贾少华批评高职院校“烧得不轻”，反映的也是类似的问题。他认为，很多人太注重职业院校“高”姓，而忘记了它“职”的姓氏，就会按照精英教育的那套标准和模式来办学，这就可能误入歧途。
职业院校为什么普遍开设基础人文课程？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认为这些课程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教育要向精英教育靠拢，目前职业教育的精英化倾向表现在模仿本科的目标设定、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等诸多方面，显然，这就偏离了职业院校原本的定位，更无法用“为了学生的发展”这种理由来解释。
那么，是什么导致职业教育向精英教育靠拢？稍作分析不难发现，这背后有着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家长和学生的角度看，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有着精英教育的愿望，希望在高职学校学习继而完成升本，通过文凭的提升来满足自身的虚荣心；而校方自然也有拔高自己的潜在需求，此外的一个重要动机在于，学校可以通过满足上述虚荣心来获利。职业教育向精英教育靠拢，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学制的延长，由3年延长至4年，这是看得见的好处，校方自然不会忽视。
当然，无论家长学生还是校方，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成员，须知目前社会对职业院校还存在偏见，社会主流仍然有着追逐文凭的冲动，家长学生的虚荣心表现只是这种社会心理的放大，它势必影响学生家长对学校的期望，单纯学习技术不足以让他们满意。问题在于，社会的错误认知与职业学校的角色塑造两者彼此强化，如果亲身参与职业教育的人只是一味迎合上述社会心理，结果只是强化外界对职业教育的错误认知，并减损后者的竞争力。参与职业教育的每一个人内心都应当清楚，职业教育的精英化倾向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如果毕业后只获得华而不实的文凭而没有真正的技术，最终受害的还是学生。
中国受到普遍认可的职业院校，都不是通过向精英教育靠拢而是通过迎合就业市场获得成功。务实地看，中国社会正面临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目前缺乏的是高级技工人才，就业市场早已发出这一信号。而在国家政策层面也在做出引导，压缩本科院校扩大职业院校规模是大势所趋，在去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就透露，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将发生重大调整，近700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职业院校转而推崇精英教育，俨然与时代大趋势背道而驰。
职业院校今后能不能在教育市场获得一席之地，就看能否以就业市场为导向真正做好职业教育。对于学生、家长以及校方而言，避开精英教育的诱惑可能有些困难，但若干年后，市场一定会告诉他们，社会不需要只有文凭的伪精英，而那些接受了良好职业教育的学生，则会在就业市场获得认可。
怎样终结“喜获”贫困县头衔的闹剧
习近平对视戴上贫困县“帽子”为特大喜讯的愤怒，是对扶贫机制缺陷的强烈不满，也是对精准扶贫落实到位的敦促。
2012年某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在政府网站上发布“特大喜讯”，祝贺成为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对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直言自己非常“愤怒”。这个习近平新书《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披露的细节，日前引发舆论聚焦。
实质上，媒体此前就曾报道，习近平在考察贫困村时对“扶贫款被截留挪用”之怒。对把戴上贫困县“帽子”当特大喜讯的愤怒，也与之相沿——都指向了对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错位的强烈不满。而总书记之怒，跟民众的心绪相通：毕竟，“喜”获贫困县头衔尤显病态，不是“安贫”，而是瞄准其背后所捆绑的政策优惠和拨款资源。在落实上，它们往往并非都能转化为扶贫成果，而很可能被用于更易出“政绩”的领域。这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
而要消除这类病态景象，要端正县域治理者的执政态度，更需要在扶贫机制和贫困县评价机制上，作出相应的防范改进。“喜”获贫困县名号，其实也是扶贫机制缺陷的投射——比如以市县一级作为扶贫拨款的承接单位，就与新形势下的精准扶贫之需不合，而当下的扶贫，是确保扶贫治理资源和措施直面具体家庭和人的扶贫。
不少地方争当“贫困县”头衔，说明中央政策和财政对贫困县的倾斜力度不小，关键是基层落实上如何确保效率。而要确保脱贫成果最大化，提高基层治理的政府效能是重要路径。可现实中，有些贫困县最漂亮的反倒是政府办公楼，这也说明，一些地方的贫困与公共财政分配偏倚和效率偏差是分不开的。
一些地方主政者缺乏对于本地实际情况的勘察，而习惯“照搬照抄”忽视民众意愿，到头来不仅浪费了有限的扶贫资源，也割裂了扶贫与贫困人口的关系。比如，当前一些极端贫困地区交通、文化滞后，要改善这些，需要主政者“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方能确保做到实处、惠及长远；又如一些偏远地区的教育过于落后，贫困代际传递严重，没有对基础教育的持续投入，扶贫就难说抓到“主要矛盾”。
今年初，中央发文要求对农村贫困地区的考核淡化GDP目标，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这是对过去GDP至上观念的顶层纠偏，利于扶贫工作能够“沉得下去”。同时要求要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也是为降低一些地方对于“贫困县”帽子的依赖，确保扶贫资源用到刀刃上。这些也是对以往易引众怒的扶贫痼疾的矫枉。
但在此基础上，贫困县的评价机制还有必要作出更精准安排，扶贫政策的优惠范围可进一步缩小，如落实到镇、村，以规避一些地方习惯将扶贫资源优先投到城区的开发上，而剥夺最贫困者的扶贫利益。
今年以来，扶贫攻坚已是多次被置于中央的政策议题框架下，习近平对“喜”获贫困县的愤怒，也指出了扶贫攻坚的方向。而要衡量扶贫工作的扎实程度，不再出现令人愤怒的争当“贫困县”的现象当是一个重要标准。要实现这一点，在扶贫观念机制与贫困县的评价机制上，都亟须改进，扶贫资源投放越精准严格，贫困地区评价体系越科学，扶贫之“怒”也会更少。
警惕：抹黑历史意在颠覆信仰！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都会重视自己的历史，都会善待自己的历史遗产。然而近两年来，一些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以“重新评价”为名，肆意篡改历史；以“告别革命”为名，恶意歪曲历史；以“质疑人物”为名，蓄意颠倒历史；以“言论自由”为名，造谣污蔑历史，试图通过否定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贬损革命先辈和历史英雄博得上位、引发关注。
在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原《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他不仅对“狼牙山五壮士”提出“是跳崖还是溜崖”“有没有地雷”的疑问，发微博称“杨子荣是战斗前一天晚上用猪油擦枪，导致攻击匪窝的关键时刻，枪被冻住，未能打响，被孟老三(真名孟恫春)一枪打死。”而且还提出了“英国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文明”、“假如没有美国，中国抗日战争结局是个未知数”、“洋务运动和民国十年是中国最好的时代”“爱国不等于爱朝廷，用投票选举的方式更换朝廷”、抗美援朝中国是侵犯朝鲜主权”等等之类的观点，一时间把舆论场搞得乌七八糟，把公民信仰搞丢了方向。
而随着这种任性的恶搞和肆意的抹黑，赖宁是“官二代”、雷锋玩“姐弟恋”、孙中山“包二奶”、岳飞是“大地主”、孔子是“丧家犬”等诸多惊艳的“传奇”铺天盖地而来，黄继光堵枪眼不合理、邱少云被火烧违背生理常识、刘胡兰系被乡亲所杀、雷锋日记全是造假等诸多惊艳的质疑顺势随地而生。似乎民族英雄是“美化出来的”，中国的历史必须“重新评价”。
表面上看，这些学者是在以“理性思考”的方式还原历史真相，是在以“理论创新”的名义还原历史的公正。而实际上，他们则是通过片面的引用材料，无限地夸大事实，甚至捏造材料，抹黑、歪曲和否定英雄人物，糟蹋、歪曲和否定中国历史。以史实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历史虚无主义对待历史的态度，不仅具有哗众取宠之嫌，且具有投敌卖国之意。至于笔者为何要这样说，或许看完以下这个故事也就心知肚明了。
1942年，一个名叫卓娅的苏联女孩因放火烧毁德国法西斯军队马厩而被德军处死。临刑前，刚刚十八岁卓娅毫无畏惧，不断高喊：“斗争呀!别胆怯!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当时，正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最困难的时刻，德国法西斯军队已极度接近了这个国家的心脏——莫斯科，全世界也都掰着手指头在算苏联战败灭亡的日子。而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卓娅的事迹传到前线，也感动了整个前线、愤怒了整个前线。于是，苏联战士呼喊着为卓娅复仇的口号冲向德军阵地，使整个战局由此而发生了逆转，并使苏联军队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卓娅挽救了苏联，也挽救了整个世界。1942年2月16日，卓娅被追授“苏联英雄”的称号，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苏联人民为保卫祖国而献身。后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明白一个道理——只要以卓娅为代表的苏联英雄丰碑没有被推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无法撼动这个英雄的国家。于是，他们就以收买苏联国内的败类为突破口，为这些败类提供资金，让他们控制苏联的舆论。这些败类们造谣说：卓娅烧掉不是德军的马厩和草料，而是村民的木板房，于是愤怒的村民抓住了她并扭送德军惩处，甚至还说造谣卓娅是精神病。就这样，苏联人民心中的丰碑在瞬间坍塌了，苏联也随即被解体。
事实上,苏东剧变之后，敌对势力就从来没有放弃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企图，他们不仅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并且还专门拉拢所谓的网络“大V”、社会“公知”，在网上兴风作浪、造谣生事。去年春晚，歌手王芳唱了一首《英雄赞歌》，遭到这帮人的恶毒侮辱和谩骂，并借机抹黑军队和军人形象。有的还把多年前处理的军车违章事件，换上夺人眼球的标题，加上耸人听闻的“内幕”，模糊日期后，发到网上恶意炒作，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人们心中的英雄形象，动摇我们的信仰根基。
作为专家学者、社会公知，不是以爱国之心、民族大义为重，引领社会正能量；而是丧失最起码的民族良知，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收买，抹黑英雄恶搞历史，颠倒黑白颠覆信仰，试图削弱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认同，动摇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简直就是“汉奸”、就是“卖国贼”，因而必须像当年的“锄奸”那样，将这些民族败类们铲除干净！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先生有句话，曰“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意思就是说，要灭一个国家，就先要灭掉它的历史。当年德国侵略法兰西时就是这么干的，日本在东北沦陷区也是这么干的，而美国的历届政要人物，也都是一直奉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的。虽然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他们对“和平演变”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所以，对于中国公民来说，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敢于坚持我们应该坚持的东西，尊重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成就。不能因为几个居心叵测的人物、试图乱政的观点，就丧失对历史的鉴别力，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当然，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个长期的重要任务。作为党员干部、公众媒体、社会公知以及相关部门、也都要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洪流中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揭穿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和迷雾，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维护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剩男”危机需从提高女性地位求解
改善分配制度、提高女性地位、夯实社会保障，再辅以生育制度调整，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剩男”问题有望逐步缓解。
性别比失衡问题近年在中国广受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口专家意识到，持续30多年的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并未得到根治。8月28日，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接受采访表示，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剩男”规模将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
失联、抢劫、杀害、囚禁……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各地女性失踪、遇害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受害者几乎清一色为年轻女性，嫌疑人多半是年富力强的男子。针对女性的案件频发，是偶然还是必然，一时难有定论，但研究者对性别比失衡提出以下警告——性别比失衡将直接导致几类犯罪增加：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强奸、侵害婚姻家庭、涉黑类有组织违法犯罪等。15年后，将出现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人口的“光棍群”，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当婚不能娶，“剩男”在不断增加，社会风险在慢慢累积，后果堪忧。
由于只能生一胎或较严格条件下生二胎，为了提高生儿子的“命中率”，B超等性别鉴别技术、流产或引产等被滥用，成为性别比例失衡的众矢之的。这只是“剩男”问题的技术原因，真正原因远比技术要复杂得多。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传统观念、“养儿防老”之现实囧境。在国人根深蒂固的潜意识中，这个“儿”多指儿子，那么，为什么养女儿就不能防老呢？这与女性整体地位偏低难脱干系。具有说服力的情况是，同等学力、同样岗位与劳动强度，有时只因劳动者性别不同而待遇有别。男性在政治话语权与经济分配权上的优势地位，反而使得男性在配偶权获得上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剩男”产生的重要原因。
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对于治理性别失衡不过是扬汤止沸，多年实践充分说明一点；解决养老的后顾之忧对此有一定帮助，贡献率有多大则不确定；生育“解禁”必须经充分论证与实证之后才会有定论，短时间内指望不上；提高女性地位，让女性与男性各顶半边天，使“养女防老”成为可能，对扭转“只重生男不生女”的世俗观念将大有裨益。对于笔者这一结论，可从城市生活中得以佐证，因为城市女性的地位与男性差距较小，且女性多半比男性更懂照顾人，遂令许多城市父母在生一个孩子时偏重于生女儿。
分配决定地位，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在分配中获得更大占比的一方地位较高。提高女性地位，就是要重新评估女性再生产的价值（人口生产也是一种再生产），并让女性在分配中得到应有的份额，而不是价值长期被低估。同工同酬同待遇，不仅城市的职场女性需要，农村女性更加迫切。近年来，许多农村“外嫁女”出嫁后，娘家的土地没了，到了夫家又分不到田地，就是一个分配歧视的典型例子。
改善分配制度、提高女性地位、夯实社会保障，再辅以生育制度调整，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剩男”问题有望逐步缓解。
凝聚和平与正义的磅礴力量
我们重温历史，不是要沉溺于苦难和仇恨，而是为了让和平永驻、让正义长存。今天，世界各国更应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将和平、进步、发展的主题写在人类共同栖息的这个星球。
在历史的长河里，总有一些时刻如同恒久不灭的灯塔，照亮一个民族未来的航向。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今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我们以一场盛大的庆典重温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彰显一个国家的和平追求。
铿锵的步履、雄壮的乐曲，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那段家国破碎、山河喋血的岁月。6年局部抗战、8年全面抗战，神州大地烽火连绵，中国共产党如砥柱中流，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组织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悲壮局面。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共御外侮，用鲜血和生命争取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以“誓与山河共存亡”的坚定决心、“愿拼热血卫吾华”的不屈意志、“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巨大牺牲，将一次伟大胜利永远地写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人类和平的史册。
历史应该铭记，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复兴的转折点由此开启。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未能摧毁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却激发出这个古老民族前所未有的觉醒与奋进。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亿万人民同仇敌忾，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壮歌，书写下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凝聚成坚如磐石的钢铁长城，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激荡起救亡图存、奋勇自强的洪流巨浪，一个渡尽劫波的国度踏上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历史应该铭记，中国在现代世界的大国地位由此确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中国的不屈抵抗，率先顶住了法西斯势力猖狂的势头；中国的持久抗战，有力粉碎了法西斯势力合流的图谋。无论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建与巩固，还是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设计与实现，中国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构建者、维护者。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登上了世界舞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战争的苦难惨绝人寰，战争的记忆刻骨铭心，珍爱和平、维护和平，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大公约数。然而，70年过去了，仍然有少数人无视历史事实，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可能重蹈覆辙，这些倒行逆施不仅是对历史的公然藐视，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破坏，更是对和平潮流的公然挑衅。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我们重温历史，不是要沉溺于苦难和仇恨，而是为了让和平永驻、让正义长存。中国首次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专场阅兵，就是要传递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价值，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凝聚和平的共识。在70多年前的那场正义战争中，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携手并肩，共同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今天，世界各国更应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将和平、进步、发展的主题写在人类共同栖息的这个星球。
70年前，我们确立了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如今，在走向复兴的征程中，我们开启了一次新的伟大进军。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筑牢抗战记忆、弘扬抗战精神，我们就一定能用历史的火炬照亮未来的道路，在复兴之路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收获更多的光荣。
“亲自分管”，你知道市长有多努力吗
“我决定自己分管环保，不信完不成任务”，这是广西百色市长周异决日前在环保部公开约谈时的表态。百色市是目前环保部公开约谈的第十二个城市，此前已有包括沈阳、长春、郑州等城市在内的市长被约谈。
环保部专门找谈话，以前也有，但以“公开约谈”这种形式，显然是希望藉此多施加一些压力。结合其他城市市长表态来看，在这个场合的市长发言，往往都是要不惜放狠话的，心情一定要沉重，反思一定要深刻，壮士一定要断腕……这么看来，起码在百色市长眼中，公开表态自己分管环保，是作为一种“高度重视”的表现形式，而且市长也坚信，这种一把手“亲自分管”，是可以手到擒来、“不信完不成任务”的。
据央视报道，2015年上半年的空气质量排名，百色市位列广西14个地级市的最后一名，而且在被“区域环评限批”期间，百色仍然违规审批了一批化工、造纸等建设项目，“十二五”前4年，该地多项污染物排放指标不降反升。现在越来越环保大过天的时候，没有点污染逆势上扬，还真不好意思去跟环保部谈话，百色就是其中之一。
亲自分管，你知道这有多努力吗？一般情况下，一定区域和时间范围内的工作重点、难点，可能都会祭出这个体现领导高度重视的绝招，计划生育领导亲自抓，维稳拆迁领导亲自管，招商引资也得领导亲自出面，似乎主要领导不出现，就不足以显示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就可以视同儿戏、可以糊弄可以得过且过。比如百色的事儿，在不是市长分管的时间，环保工作似乎就不太给力，不仅不给力，而且还逆势上马了一批化工、造纸项目。回过头来想，这些逆势上马、顺利通过审批的化工、造纸项目，应该也履行了基本的行政审批程序，作为行政一把手的市长，起码是知晓并同意的。
网络检索可知，在没有亲自分管环保之前，百色市长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要加强百色铝产业的招商引资，自己也分管着当地的铝产业示范园。正如其在被约谈时所说，“以前认为百色市山清水秀”，所以可以“优先发展百色革命老区经济”，所谓“优先发展”，言外之意可能还是“先发展，后治理”的想法。领导分管什么，就代表重视什么，领导重视什么，什么就要排除一切干扰地大发展，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如果招商项目遭遇环评障碍，结果也可想而知。说到底，什么问题只要“亲自分管”，必然迎刃而解，在这背后的运作逻辑，依旧是人治思路。人治的副产品之一，就是阶段性关注、随时变幻，但需要攻克的那些难题，又必须非有长期、艰巨的努力不可。
作为“高度重视”的一种表态，亲自分管也没什么不行，但一个健康、有效、科学运转的权力体系，最不需要“一把手”事必躬亲，因为约束和维系权力有效运转的，是法律的坚韧，以及权力的依法而为。哪怕是排名再靠后的副市长分管环保，环评程序也不能形同虚设，不能上马的项目，再是主要领导批示、大领导分管，说不行就是不行。惟其如此，市长才不用战战兢兢被约谈，蓝天也才不用看领导的脸色。
“双打制”助推“天下无拐”
敦促、规劝的效果如何，最终还是取决于犯罪嫌疑人自身。舆论呼吁已久的拐卖、收买“双打制”已经有了立法成果，接下来，公众期待的就是警方执法的战果。
据报道，备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九)日前获得通过，其中有关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将一律追究刑责成为一大亮点。公众普遍期待这次修订助力“天下无拐”。新法将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公安部敦促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嫌疑人尽快自首，在10月31日之前，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可以依照原刑法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敦促、规劝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对警方而言，是常态。敦促、规劝的效果如何，最终还是取决于犯罪嫌疑人自身。在法治社会，警方对自首者，并无权力“既往不咎”。刑法中对于自首者的优待，有着明晰的规范——“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若犯罪较轻的，才可以“免除处罚”。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之后，这一自首条款，也仍然适用。
但现行刑法中关于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特别条款，到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后，就会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免罚条款的消失，意味着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行为将一律被追究刑事责任。这被认为是我国打击拐卖犯罪立法的根本转变，即，变“单打制”（单独惩处拐卖者），为“双打制”（拐卖、收买皆受罚）。
打拐中的“买卖同罚”，根植于“没有收买，就没有拐卖”这一简单的逻辑。当然，现行刑法也并非一律不打击收买方。从文本上理解，刑法中的“可以不追究”是指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可以免责。而且只是酌定的“可以”免责，并非肯定的“应当免责”。但问题在于，这条“可以免责”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常被警方扩大化适用，从而使有限制的“双打制”，事实上被异化成了仅针对卖方的“单打制”。
过去，一些办案部门在打拐行动中将“双打”变“单打”，多是出于尽可能保护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安全，并鼓励收买人善待被拐人。但这种承认“既成事实”的执法，虽然成本较低，也易于操作，但其负面效应也很明显，如损害了法律尊严，忽视了被拐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并在一定程度上纵容甚至刺激了拐卖犯罪的多发。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不再仅限于人财两空，还将加上定罪判刑的处罚。”这一解读概括了此次“打拐修法”的主要变化，也表明了警方在严格执法上的姿态。舆论呼吁已久的拐卖、收买“双打制”已经有了立法成果，接下来，公众期待的就是警方执法的战果。
大闹曼谷机场凸显规则意识淡薄
想要树立国人的文明形象，先需要我们自己在本土做一个文明的公民，学会依据规则、运用规则去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利害冲突和利益矛盾。
5日，几段“中国游客大闹曼谷机场”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视频中多名中国游客因飞机延误在廊曼机场进行抗议。不少网友斥责游客“给中国人丢脸”，也有网友表示，“争的不是钱，是一口气，尊严！”
在事情没有完全调查清楚前，似乎不宜简单作出谁对谁错的评价。任何冲突的发生，总有其客观事实原因。本次事件中，原定下午5时50分起飞的航班延误到了次日凌晨3时左右，如此漫长的延误如果缺乏充分正当的解释，自然容易引起乘客的不满。目前看来，我们还缺乏对事件过程的详细了解，例如机场和航空公司方面究竟如何应对的，有无网友所说的“强行驱赶中国游客”，是否“乘客在候机室等待期间遭到几名穿制服的人扯衣领才发生冲突”，都需进一步调查。
但从游客“闹”机场的客观结果分析，这起事件与以往一样，都勾起公众对于国人素质的质疑。从乱扔垃圾、不排队到航班上起冲突，在国人不文明行为的新闻清单上，可以列举出许多鲜活的事例。同样都会遇到航班延误这种令人不悦的事情，为什么国人总是比外国人更易动怒？
现代人的文明程度，一定意义上体现为我们对于规则的认同，由此形成一种规则共识下的行为习惯，而不论身处国内国外都会依照规则行事。但这种文明的修养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公民教育和训练。遗憾的是，随着国人生活渐渐富裕，维权意识不断提高，在消费领域当“上帝”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但并未形成尊重规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即便遭遇不公，面对权益受损，也不懂得寻求文明规则的救济渠道，反而充满了“以暴制暴”，似乎只要有正当的理由，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维护“尊严”。
例如在此次事件中，面对航班晚点和机场处置可能存在的不当，原本可以以理据争，通过规则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部分游客提出的波音747送回家、赔1000块钱等诉求，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则做根据，纯粹是在维权冲动下提出的非理性要求。而一旦缺乏对规则的敬重和遵守，期求通过“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方式维权，在国际上就行不通，只会被视为是“野蛮人”的行径。
说到底，文明与否不在于我们走出国门的表现，对规则的敬重根本上体现为一个人的内在修养。从飞机上大打出手到大闹机场，类似的冲突事件在国内也并不鲜见，为什么发生在国外就更受舆论关注？反思过后应该明白，想要树立国人的文明形象，先需要我们自己在本土做一个文明的公民，学会依据规则、运用规则去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利害冲突和利益矛盾
天蓝蓝离天天蓝有多远
“治污治堵的钥匙在每个人手里”。天蓝蓝绝不是仅靠呼吁，更需要马不停蹄的行动。
北京市环保局昨天召开发布会，通报田径世锦赛和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措施的减排效果。8月20日至9月3日，北京市的PM2.5平均浓度为17.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3.2%，连续15天达到一级优水平，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水平。9月3日上午阅兵期间，北京PM2.5浓度更是低至8微克/立方米。
连续15天达到一级优水平，在北京监测史上“史无前例”。这是数据的真实呈现，更是京城居民的新鲜体验。而且，居民在享受天蓝蓝的同时，无不希望天天蓝。无独有偶，9月6日，环保部网站也刊登了环保部副部长潘岳的观点，现在公众无不怀念“APEC蓝”，同时也无不忧虑蓝天易逝，“好景难常”。
如何让蓝天常在，让民众的期待变为现实？将“持续半月一级天”的成因倒推一番，便是答案。比如，从8月20日0时起至9月3日24时，北京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15天。再比如，早在8月3日，市环保局、市交通委、市经信委等委办局联合通报了两项活动期间“北京空气质量保障方案”，根据该方案，全市千余家大气污染物排放企业实行停限产，全市所有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现场停止土石方、建筑拆除作业。
可以断言，没有这些措施，便没有这些一级天；这些措施如果执行不到位，蓝天的成色就会大打折扣。
在享受蓝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感谢自己——在实行机动车单双号的过程中，每个有车一族都是支持者。我们也要感谢那些“牺牲”自身利益而支持空气质量保障方案的企业、个体户等等。此外，持续的蓝天并非只是举全市之力，周边省份也做出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努力，他们的支持不可或缺。
连续15天一级优，来之不易。从APEC，到田径世锦赛，到阅兵，似乎每次大事期间，空气质量都有保证。人们更期待的是，不管有没有大事，空气质量都有保障。去年，习近平在APEC欢迎宴会上谈到“北京空气质量好，是我们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时，也未回避这一点，“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
连续15天一级优，已无声地证明，APEC蓝不是美好而短暂，而是能够保持下去的，只要“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努力”，“不懈努力”。
从天蓝蓝到天天蓝，知易行难。有了成功经验，有了路径“依赖”，更重要的是要有全民共识，天天蓝才不会太难。一方面需要化临时措施为常态措施，另一方面更需将环保观念升级换代，正如潘岳所称，既要各级政府勇于担当，也要环保部门监管到位；既要企业改变生产方式，守法达标，还要公众转变生活方式，人人参与。
“治污治堵的钥匙在每个人手里”。天天蓝绝不是仅靠呼吁，更需要真刀实枪的措施，需要马不停蹄的行动，需要久久为功的毅力。
以市场化终结景区任性涨价
景区与消费者不平衡的跷跷板上，必须放上政府的监管、市场的助力，凭此来实现多方共赢。更进一步，应尽快形成一套门票定价机制，并依法相对固定下来。
9月份，被称为“假期月”，多个长短假期接踵而至。然而，让期盼“说走就走”的人们失望的，是“说涨就涨”的景区门票价格。据报道，多个4A、5A级景区传出涨价的消息，而不少热门景点的门票价格甚至任性狂飙了三四成。每到“禁涨令”解禁的年份，景区便纷纷按捺不住涨价冲动，出路究竟在哪里？
实事求是地讲，随着管理成本的提升，改造、维护总要花费真金白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适度涨价应被理解。可是，与迪士尼乐园不同，很多名胜古迹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老百姓向往已久，供需的不对称造成了天然垄断。对此，政府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把涨价的理由摆到桌面上，经得起大家推敲，不走过场地多听听民众的声音，并把这声音转化为决策的依据。
另一方面，再强的监管下，垄断者也总有涨价的冲动——何况其处在绝对的强势地位。对此，批评的同时不妨换一换脑筋，看看能不能适当引入市场化的机制。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垄断者的傲娇至少会被打掉不少，消费者的知情权、投票权也会随之增加几分。
比如，北京郊区某景区的门票价格不菲，但实行的是与酒店住宿联票制。也就是说，游客在网上预订并支付酒店住宿费时，其中就包含了景区门票。同时，由于该景区附近酒店众多，可选的余地很大，酒店之间无论服务还是价格的竞争都较为激烈，门票价格自然在其中也可“被选择”。换个角度看，这种“二次市场”的选择机制，事实上让酒店消化了部分门票的涨价因素，对消费者来说有一定的利好因素。
当然，这种辅助性的市场化，还处于探索阶段，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尚待观察。公益性的目标，市场化的手段，已被证明在一些领域是可以适度运用的。无论如何，景区与消费者不平衡的跷跷板上，必须放上政府的监管、市场的助力，凭此来尽量地平衡双方力量，实现多方共赢。更进一步，景区的成本收益核算与政府的公开透明听证、市场的良性竞争角力之间，应尽快形成一套门票定价机制，并依法相对固定下来。
纵情山水之间，是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的愿望。但与民众的愿望与消费能力不相称的，是景区管理的混乱、格调的单一，以及导游行业的种种“黑吃黑”，这令不少人“开心去、伤心归”。中国旅游业到了从野蛮生长走向追求品质的关键时刻，既能够拉动经济、促进地方发展，又能让民众感到物有所值，“两只手”的互补须臾不能少。当这一切都能在法治经济的轨道上前行时，景区的任性与民众的吐槽才会真正终结。
老人摔倒溺亡谁是罪魁祸首
8月30日，河南开封暴雨，路面积水成河。一老人骑电动车涉水时突然倒地，在水中不停挣扎。多名路人上前围观后又退回。三分钟后，老人被几名路人拉起，却已死去。
是谁杀死了这个老人？不是积水，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积水本没有机会溺死老人；不是冷漠，三分钟后还是有人上前将老人扶了起来；是犹豫！是在“扶就负责”的恶例面前的权衡再三。老人需要的，只是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扶一把，可是，我们没有勇气。
要恢复这种勇气，就不能容忍那些被人扶却反咬一口的老人。他们蚕食了社会的正气，将更多的老人置于无人敢救的险境，必须对他们依法严肃惩处。
要培育这种勇气，需要提供更多的救济和帮扶渠道。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中有“责任豁免”“谁主张谁举证”等规定。另外，公益组织向扶老反被讹的人颁发“委屈奖”。只有法律站起来了，“遇摔即扶”才会成为普遍的选择。
提高城管素质功夫不在学历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日前透露，近日将面向社会公开招录500余名城管基层执法人员，报考人员均需要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引起热议。
在很多人看来，城管无非是驱赶小摊小贩的,工作简单没技术含量，何必设置学历门槛？这从反面证明，确实要想办法提高城管的执法文明。事实上，早在2012年，上海市就曾公开招考538名城管执法人员，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甚至，因为解决户口等优厚待遇还吸引来了硕士城管。但高学历是否意味着高素质、高执法水平，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
其实，与正规城管相比，更需要加强培训的是那些协管员。眼下，一些城市执法人员不足，很多通过较低门槛招录的协管员，与“正规军”相比，执法水平差了不少。改善城管形象，提高市容管理水平，需要提高执法队员的学历和素质，更要理顺管理体制，对协管员加强培训和管理。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全国同胞们，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代表，
尊敬的各位来宾，
全体受阅将士们，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在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全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今天大会的各国来宾和军人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2700万。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
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国人民将坚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全军将士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前进道路上，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风雨无阻，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男教师为什么稀缺，丈母娘最懂答案
“我们学校51个班，没有一个男班主任。”据媒体报道，新学期开学之际，在济南的10所小学中，有小学男女教师比例高达1比10。这种现象早已引起注意，今年初的济南“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提出这一问题，不过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如今看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们学校51个班，没有一个男班主任。”据媒体报道，新学期开学之际，在济南的10所小学中，有小学男女教师比例高达1比10。这种现象早已引起注意，今年初的济南“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提出这一问题，不过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如今看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小学老师“阴盛阳衰”现象到底有多严重？报道提到，有的小学体育课这种“男教师自留地”也保不住了，甚至专职体育老师都是女性。在已经走出校园的人看来，这样的现象可谓颠覆了自己的学习记忆。一般而言，学校教师男女比例应当适度均衡，“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都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如今济南的小学教师结构为什么会出现男教师如此稀缺的现象？首先，这恐怕并非济南一地，报道并没有提及上述现象的特殊背景，很可能它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在国内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类似现象，只是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男教师稀缺说明了什么问题？男性不愿从事小学教师工作，背后有两种压力在起作用，一是教师这个职业，尤其是在低级别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前景普遍不被看好。过去人们的就业思维是，青年人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去党政部门工作，退而求其次则是教师、医生一类的职业，因为有着浓厚体制色彩，教师职业因稳定而受到欢迎。如今社会发展颠覆了这种状况，稳定的工作未必会有好收入，当然，稳定并非教师职业的最大问题，更大的影响因素在于，教师本人所享受到的社会尊重往往并不能体现在收入中。
男教师的另外一种压力主要来自家庭，你有做教师的理想，可丈母娘答应吗？从事教师职业，尤其是做低级别学校的教师，收入水平不高而且缺乏成长性，客观地说，对于男性而言这会有比较大的压力，一个师范类男性毕业生在就业初期可能会从事教师工作，可一旦收入达不到预期，很可能就会离开教师岗位，这是务实的选择，换位思考并不难理解。
其实，教师群体“阴盛阳衰”的现象早在师范类院校就可见出端倪，男性就读师范类院校，学习成本相对较低是一大诱因。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很多师范类院校有免费师范生政策，但按照规定，这些学生毕业后都被要求一定的服务年限，从他们踏入大学校门那一刻开始，就注定很长一段时间都要从事清贫的教师工作，政策强调个人的奉献精神，而不是从收入方面给予激励，学生不是因为主观愿望而是迫于经济压力奉献教育事业。这种政策在短期内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从长远看并不足取，而部分地区教师稀缺，以及像济南出现的小学教师性别结构失衡问题，也早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埋下了隐患。
如何才能恢复教师性别结构均衡？“阴盛阳衰”归根结底是教师职业失宠的结果，要改善教师的性别结构，就有必要改变预期，靠教师工作本身，尤其是它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回报来吸引更多男性入读师范类院校，并促使其留在教师岗位。如果教师职业的收入稳定且具备充分的成长性，想必上述问题就会慢慢得以解决。
法院登报道歉，还要勇于追责
警方、检方是否也应道个歉？希望在“全国首例”的法院公开登报道歉之后，能有更多依法追责的个案进入公众的视野，让这些“不寻常”都变得法治化和制度化起来。
7日，安徽《亳州晚报》上刊出一则公告，署名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为“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原判有罪的邱超等19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
法院公开道歉并不多见，在媒体上公开道歉更是稀罕。昨天，有媒体甚至为这次不低调的道歉贴上了“全国首例”的标签。
判错了，就该道个歉。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对于正在苦苦追寻司法权威的法院来说，尤其如此。过去有的法院对待错案的态度，是“死扛”着。相比“官不悔判”这一潜规则，勇于道歉的法院其实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
法院道歉当然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依《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而无论是冤案、假案还是错案，苦主们背负“罪犯”之名所产生的精神损害都是实实在在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本应是平冤纠错程序中最最基本的善后。
但总有些法院基于息事宁人，选择了“赔偿可以，道歉没门”。反正国家赔偿由国库列支，又不用法院或法官自掏腰包，而道歉则是件很没面子的事。面子是自己的，赔偿是国家的，为保面子选择拒不道歉的逻辑由此也清晰起来。
要改变这一怪现状，不仅需要安徽高院的勇敢和担当，还需要对拒不道歉的司法机关进行制度上的约束。《国家赔偿法》关于“道歉”的制度规范，不能仅由安徽高院一家来执行。其他法院也应向安徽高院看齐，争取早日将法院道歉的“全国首例”或“全国罕见”都抛到历史的长河之中。
道歉也不仅是法院一家的事。一宗个案，从无罪到有罪再到无罪，都要经历错抓、错捕、错诉、错判等一系列的程序错误。法院一家的道歉，也代表不了刑事司法链条上的所有错案制造者。如安徽这一个案，最后是检察机关决定对邱某等19人不起诉，从而终止了刑事追诉程序。但这与检方之前几次对邱某等人提起公诉相矛盾。警方、检方是否也应依法向被错误追诉的苦主们道个歉?
在道歉之外，还有追责的问题。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以权责一致为目标，致力于“明确法官、检察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十八大以来，司法系统纠正了不少陈年冤假错案，也颇得好评。但在纠错的背后，本应如影随形的追责却屡屡失踪。希望在“全国首例”的法院公开登报道歉之后，能有更多依法追责的个案进入公众的视野，让这些“不寻常”都变得法治化和制度化起来。
法官被刺折射极端私力救济心理
对司法而言，如何更有效、更温和地回应社会，通过自身的程序公正去改变民众的思维习惯和社会心理，消除对司法的敌意与怀疑，才是保障法官安全的根本。
9日上午，湖北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一起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胡庆刚因不服法院二审判决，在收到判决书时，突然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刺向法官，致使4名法官受伤。法官被刺，这在当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尤受关注。
这些年来，法官被刺的事件并不鲜见。2003年，乌鲁木齐中院执行局一法官被案件当事人刺成重伤；2005年，江苏无锡一女法官在办公室被一起离婚案件当事人砍伤；2009年，辽宁营口一法官开庭前突遭案件当事人连刺十几刀……综观这些个案，大多是当事人不满裁判结果，或挟私报复，或暴力抗法。
类似事件之所以每次都引人注目，大概因为法官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如果其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又何谈为他人运送正义？从这一点出发，立足现实构建法官的安全保障机制，无疑也应纳入司法改革的议题。
但我以为，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每一种职业都应当有其相应的安全保障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也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存在。舆论就法院的安检提出质疑，其实也不是唯一关键，因为再严格的安检都无法阻挡一桩精心策划的预谋。真正需要审视的是，当事人为何激愤到刀刺法官？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不满司法结果，这是当事人刀刺法官的直接缘由，但背后原因更加复杂。我们目前所处的，还算不上是一个崇尚司法、尊重司法的社会，司法的权威尚未高到胜败皆服的地步。相反，我们历来有私力救济的传统，在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尚未构建出一个普遍公正的环境下，人人内心都有私力救济的想法，无论是绕开明规则托人找关系办事，还是直接诉诸暴力和反抗，都弥漫出一种“私力救济为王”的社会心理。对案件当事人来说，一旦司法结果与自己的期待相去甚远，便会选择铤而走险，暴力相向。
对私力救济的迷恋，不利于法治的建设，也给正处在改革和成长中的司法带来困境。一定程度上，普通民众依然以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怀疑眼光来审视关乎自己利益的案件，即便公正的结果也可能遭遇极大的抵触。对类似诉诸极端手段的犯罪行为，除了谴责和严格的刑事追责外，我们也需要正视个案中透出的社会戾气。我们无法从一桩极端个案中评估出法官职业的风险系数，但不难触及个案背后的社会心理。对司法而言，如何更有效、更温和地回应社会，通过自身的程序公正去改变民众的思维习惯和社会心理，将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引导到最基本的法治共识上，消除对司法的敌意与怀疑，才是保障法官安全的根本。
“越脱越贫”呼唤精准扶贫
总是“等靠要”，依赖上面“输血”，甚至本该做好的扶贫配套工作也打折扣，民众必然怨言颇多。地方政府要积极行动起来，推进扶贫工作从“大水漫灌”转向“精确滴灌”。
作为江西省级“十二五”贫困村，遂川县朱田乡大垅村过去5年集中解决了修路、危桥改建等基建工程。不过，这些曾令村民们兴奋不已的扶贫项目，最终让只有2000余人的大垅村背负了100余万元债务。这个“越脱越贫”的村子，唯一的出路是申请成为省级“十三五”贫困村，再靠新的扶贫项目摆脱困境。
这一幕，真有些黑色幽默。从报道看，“越脱越贫”的并非只有大垅村——在朱田乡10个行政村中，有8个行政村都出现了类似情况，有的村子仅修路就欠债100多万元。这让人不由得怀疑当地的扶贫政策出了问题。
仔细研究报道，大垅村“越脱越贫”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国家专项补贴标准落后于实际，比如农村修路每公里补贴仅10万元，但实际上每公里仅用工费就要六七万元；其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不到位，按规定地方政府要对农村公路建设提供支持，但遂川县有关部门以财政困难为由，仅提供技术指导。
中央扶贫资金“雨量不够”，地方财政“哭穷”，夹在中间的贫困村自然难逃“越脱越贫”的命运。将问题归咎于这些村子“没有量力而行”是不公平的，毕竟，当整个国家都在飞速发展时，这些村子不可能停滞不前。更何况，让这些村子欠债的修路、危桥改建、饮水项目等，都是最关乎民生的基建工程。
真正该反思的，是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是否抓住了“精准”二字。从以往实践来看，一些地方抓扶贫工作时搞大水漫灌、撒胡椒面，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让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地区得不到有效救济。因此，有关部门抓扶贫工作最好能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安排扶贫项目和资金。
要实现精准扶贫，也需要地方政府更加“有为”。帮助民众脱贫致富，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总是“等靠要”，依赖上面“输血”，甚至本该做好的扶贫配套工作也打折扣，民众必然怨言颇多。地方政府要积极行动起来，摸清底数，找准“穷根”，切实推进扶贫工作从“大水漫灌”转向“精确滴灌”。
扶贫工作有一定的共性，但不同贫困地区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有的是教育资源匮乏，有的是农业基础薄弱，有的是人口结构失衡，因此最理想的状态是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尤需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发挥好引导作用，联合各方一起找到最有效的扶贫“金点子”。
前不久，习近平在谈及扶贫工作时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看看江西这些“越脱越贫”的贫困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应认真思考，如何对照自身，让精准扶贫出实招、见真效。
狗不拴一律捕杀治理不必恶狠狠
四川省会东县近日发布关于在城区内开展捕杀流浪犬只的通知，要求在县城辖区内饲养的犬只必须拴养和圈养。未拴套犬只一律视为流浪犬捕杀。
捕杀流浪狗的确残忍。不过，通知的意图倒不在此，而是要让遛狗者拴狗，别让狗惊吓、咬伤他人。要知道，狂犬病的死亡率可是100%。如果遛狗者都守规矩、遵守公德，做到遛狗不扰民、不污染环境，谁愿意费力气去捕狗杀狗？可现实中就是有很多人养狗不拴绳、扔狗没顾忌，于是酿成狗患。
政府部门决心解决狗患，很多人拍手称快，但要让养狗人守规矩，仅靠简单粗暴的一声断喝，肯定不够。有规矩还要有执行，执行不力，说了也是白说。而且，对于不拴的狗，撞见了就不由分说捕杀，是不是也有些不近人情？给一个警告，记录在案，下次再犯再严惩，会不会更容易让人接受？
“扶不扶”拷问人心和法治
如果全国法院都对“谁主张谁举证”以及“优势证据”规则有共识，以跌倒来讹诈的个案绝不会蔓延如此。更有效的利器还在于，对业经证实的讹诈者加大惩处力度。
自“南京彭宇案”后，见人跌倒扶不扶俨然成了“全民大拷问”。近年来，虽有媒体对跌与扶的和谐场景多有宣扬，但再多的正面，也难抵挡一次“做好事反被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不少“跌与扶”的纠纷中，被讹诈的好心人能得以恢复清白，多有监控的证明。问题就在于:如果恰好事发地没有监控，或监控数据丢失了呢?近日，安徽一位大三女生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该女生自称在街头扶起了一位摔倒的老太，却被老太家属认定是撞倒老人的责任人，“如果不是她撞的，为什么陪我母亲去医院?”为自证清白，该女生在微博发帖寻找目击者。有消息称，目前已找到至少两名目击者。
对于围观者来说，判断女生究竟撞没撞老太，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好不容易征集到的目击证人，也不知他们证词的关联性如何，证明力有多高。但大凡到了要警方介入的地步，真相已然难寻。在报警之前，女生还报告了学校。作为校方，其目前表态也只能是“将根据事实情况和学校的规定妥善处理此事”。
从法律上来说，“好心人”本不需要四处求助、自证清白。如果跌倒方主张撞伤赔偿，就应首先拿出证据证明侵权行为存在，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失具有关联性。“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中最基础的证明规则，它首先加诸于“主张方”，而不是抗辩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并不需如刑事诉讼一般，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但在此之下，也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你没撞人，为何要陪护送医?”这只是一种假设，而且是颇显偏执的假设。如此反问，实在构建不起“优势证据”。在跌倒还是帮扶无法查明、“事实不清”之下，不利的诉讼后果应由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的原告(赔偿的主张者)来承担。如果全国法院都对“谁主张谁举证”以及“优势证据”规则有共识，以跌倒来讹诈的个案绝不会蔓延如此。
除了还原索赔者的举证责任，遏制跌倒讹诈的更有效利器还在于，对业经证实的讹诈者加大惩处力度。任何法律，都不支持让违法者得利。讹诈者明明没有任何证据，却非要将帮扶的好心人认定为责任人。这在性质上已然符合“诈骗罪”的客观要件，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一些“跌倒者”不但虚构事实，且讹诈的金额巨大，理当严惩。
当然，并不是每一起讹诈都需要动用刑法来规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都可以成为遏制讹诈者的法律利器。好心人往往不愿追究讹诈者的责任，是因摔倒者确有可怜之处。但默认讹诈恶行蔓延，又是对全社会的不负责任。个中权衡，也需好心人乃至全社会费心思量。
摔学生手机能有什么震慑
近日有网友反映，河南郑州某高中收缴并销毁学生手机。校方表示，该校实行班级自治，之前班主任与学生、家长签过协议，这是高一某班按班规执行的，“主要是给学生警示和震慑”。
“按班规执行”的说法似乎意味着，只要有言在先、家长同意、为了孩子好，摔手机就没错，损失就该由家长承担。实际上，学校和教师并无执法权，摔手机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有协议也不能不赔。其实，9年前，河北就有高中用过摔手机这一招。摔过手机找来家长，作价补偿。显然，这样做更周全。
禁手机的合理性再足，也不应不择手段。摔手机确实能震慑学生，正如有时拳脚比讲道理更见效果。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可是文明、理性的说教，在老师摔手机这一出面前，顿时破碎了。摔手机的震慑，最多到高考结束就失效了，但个人财产被粗暴处置的震慑会一直留在心底。教育的目的不止有考学这一个层次，树人才是最终的追求。
刻画故宫文物不能止于谴责
日前有网友爆料称，有人在故宫铜缸上画心刻名字秀恩爱，呼吁故宫博物院报案。就此，故宫工作人员表示，此类刻画事件故宫每年都会发生，之所以频繁出现是因违法成本过低。昨天傍晚，故宫表示已报案。
在铜缸上刻字，两年前一个名叫梁齐齐的游客也干过，结果梁齐齐“出名”了。这次拿故宫铜缸秀恩爱，也引起网友骂声一片。这说明绝大多数人不认可这种行为，也不会这么干。对比两次铜缸遭“毒手”，故宫的应对已从谴责升级为严厉谴责士报警。保护文物，就要这般“动真格”。
近几年，游客在景区乱刻乱画的行为，每每曝光，都遭到舆论一致谴责。这种公开曝光和讨论，有助于塑造更多人爱护文物、文明参观的习惯。同时，对破坏文物情形严重的人，不应仅仅限于道德谴责，更应追究其法律和民事责任。刑法、治安处罚法和民法通则都可以给景区管理方撑腰。
靠抓阄分专业前途岂是儿戏
湖南衡阳南华大学2014级土木工程系有500多名学生，通过大类招生入学的他们面临着细分专业的问题。学院领导经讨论决定成绩排名前200位的学生可自选专业，其余学生抓阄分专业。此举引发社会的广泛质疑和讨论。
抓阄抓的是运气，选专业则关系一个大学生的职业乃至人生走向，以抓阄分专业，“冷门专业”不愁生源了，但对学生来说公平吗?抓阄是随机的，看起来公平，但它无视学生的意愿、学习成绩、综合素质，这显然极度不公平。大类招生的一大好处是避免高考生报志愿的盲目性，提供更多专业选择空间，而抓阄分专业的做法恰恰把盲目性发挥到了极致。南辕北辙，莫过于此。
诚然，专业有冷热，完全按学生的意愿分专业不现实。这需要学院对“冷门专业”做好“推销”，让学生全面了解各专业特点和前景。根本上，学院应以学生志愿、成绩等因素，建立合理的筛选标准。
近日，江西九江县二中初三学生反映，被学校强制签一份“安全协议”：上下晚自习路上出事，学校一概不负责……家长们表示，接受不了这种规避责任的做法。对此，校方回应自习学生是自愿签订“协议”的，学校只能保证在校安全，至于校外安全则应由家长负责。年级主任则说，“本来是不想让走读生来上晚自习的，可是这些家长又想孩子来，问题就来了……”“生死状”没人情，这背后其实是紧张的教育资源和巨大的升学压力。但问题总要解决，校方和家长该共同想办法面对，而不是彼此推卸和指责。
面目模糊的“体制内优势削弱”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2%受访者认为体制内工作的优势在削弱；51.7%的受访者认为只要适合自己，无所谓体制内外。
如此结论难免令人欣喜。不过在我看来，单就新闻中的这则数据而论，并不能得出什么清晰的结论。
首先，“82%的受访者认为体制内工作的优势在削弱”，就大有漏洞。新闻中更准确的表达是，“调查显示，24.0%的受访者认为现在体制内的种种优势与以前相比明显削弱，58.0%的受访者认为部分削弱，13.7%的受访者认为不再有优势”——换言之，倘若按新闻所述来计算，其实有95.7%的受访者在认为，体制内的优势正在削减甚至是消失。坦率而言，此种结论不仅与新闻报道不符，亦不符合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与感知。
退而言之，就算有82%的受访者轻看体制内优势，就能代表两者正在变得没有区别了吗？这两年，随着行政治理力度的加大，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灰色收入和过高福利的确在被压缩，但整体而言，体制内人员相对普通的劳动者，其整体优势仍存，并没有想象中的不堪。否则，就难以解释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中，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前赴后继者。
“82%的受访者轻看体制内优势”，结论看似激动人心，其实依旧面目模糊。根本上，最引人反感的，并不是两者存在着什么“优势”，而是资源和利益的习惯性倾斜。因此，我能理解围观者的欣喜——对公共性平等的向往。何为体制？它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及其相应关系的制度。而从大处着眼，体制指的是某种存在，与制度安排、政治文化乃至社会伦理都有紧密联系。如此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体制内”，谁都无法逃脱体制。所谓体制内还有多少优势，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必须经由持续改革，让体制内外都能平等享受时代和发展的红利。
县城“限行”公交车走上了治污歧途
“以前从村里到县城办事，坐公交车就能直达城中心，现在到主城区边上就得下车，只能再换乘出租车或面包车走一两公里，回程需要继续‘折腾’。”9月10日，邢台南和县对公交车实施限行的政策引起市民质疑。
我们不怀疑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决心。邢台市环保局通报的15个县（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及排名情况显示，6月份，南和县全市第11，7月份全市第9，当地确实大踏步走在空气治理征途上。但一个县城也搞限行，这在全国都属罕见；限行的是公交车，更令人匪夷所思。
抛却县级政府搞“限行”的合法性问题，就拿不“限行”公车和私家车，只限公交车来说，就颇显荒唐。无论是从路权角度看县城拥堵问题，还是从治理大气污染问题看，都应是公交优先。事实上，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出行，才是降低尾气污染的重要路径，若抑制公共交通，可能会逼得更多人驾驶机动车，制造更多污染。这本是常识，遗憾的是，当地来了个南辕北辙。
到头来，这也给只能乘公交进城的普通民众带来麻烦。新闻中称，当地政府办公室每天要接老百姓反映问题的电话上百个，足见民众对此做法的不满。
平心而论，有些公交确实尾气排放量不小，针对这问题，早在2013年，南和县就已实施公交车油改气项目。该局管辖内的34辆城区公交车当年已全部实施油改气，而市管公交车计划2014年4月底全部更新达标。但这一目标至今未完成。真要解决公交车进城带来污染的问题，也该是在该项目上继续发力，而不是锯箭疗伤。毕竟，一个县城地域面积有限，你将公交堵在城外，县城就能成为一个独立、分割的“空间”，拥有更好的空气质量吗？答案显然是不能。
说白了，县城加力治污是好事，但得找准路子，拿“限行”公交车来说，它必须顾虑民众权益，也考虑到路径优劣的问题。
为会执法有温度的警察点赞
“都让开点儿，别耽误我拍戏……”因精神疾病发作，本溪一女子在商场门前当众脱光衣服，自顾自陷入了拍电影的情节中。为了让女子穿上衣服，民警顺着她的思路演了一场“戏中戏”，变身导演喊停“CU T”，告诉女子戏已拍完，“演得非常好”，巧妙引导女子穿上衣服，并劝导围观者散去，“这个戏杀青了，大家都各忙各的去吧……”
“都让开点儿，别耽误我拍戏……”因精神疾病发作，本溪一女子在商场门前当众脱光衣服，自顾自陷入了拍电影的情节中。为了让女子穿上衣服，民警顺着她的思路演了一场“戏中戏”，变身导演喊停“CU T”，告诉女子戏已拍完，“演得非常好”，巧妙引导女子穿上衣服，并劝导围观者散去，“这个戏杀青了，大家都各忙各的去吧……”(9月12日《广州日报》)
两个民警费劲演着戏的场景，既机智幽默又让人深有感触。虽然新闻中提到的两位年轻的民警没有受过演戏、编导方面的专业训练，但我却认为，此时此刻的“戏中戏”和一声“CU T”声，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感染力的戏剧“桥段”之一，以及最善解人意和最具人文情怀的语言之一。同时，也是这个社会中最富魅力的执法活动之一。
显然，两民警的执法活动之所以受到围观群众的一致好评，不外乎是，他们在正当的执法活动中，既坚持了执法必严的执法原则，又秉持了“不能伤害到执法对象”的执法理念。同时，也充分说明，身为正义的化身，人民利益的保护神，光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处警果断的性格还不够，还必须兼具扮演好各种角色的能力和素质。我甚至认为，随着“全科医生”、“全科教师”等从理论到实践的不断丰富与拓展，“全科警察”也应尽快提上相关部门的“议事日程”。
但遗憾的是，既会执法，又对各学科知识都不陌生的警察，在现实生活中实属罕见。倒是经常听闻一些警察，面对特殊情况或复杂局面束手无策。至于打着正当执法的旗号，而不顾执法对象与“公平的旁观者”感受的执法新闻就更是屡见不鲜。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各种特殊情况、复杂问题的出现，显然对警察的要求不仅更高也更具体。这就需要警察平时不仅要不断加强学习，也要不断积累丰富执法经验。事实上，两民警之所以能驯服患妄想症女子，一定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他们曾有过与患精神疾病的人接触的经历。因此，他们让执法对象从中体会到警察的机智幽默，感受到法律的温厚和善意
司法官员加薪与加责应并行不悖
如果一味强化责任，而不见待遇提升，“改革来了，人却走了”就不会只是个例。法官、检察官的薪金提升，只有与法官、检察官的责、权相匹配，才更有说服力。
中央深改组第十六次会议15日审议通过了《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除要求实行全国统一的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外，两《方案》还明确应建立与工作职责、实绩和贡献紧密联系的工资分配机制，健全完善约束机制，鼓励办好案、多办案。要加大对一线办案人员的工资政策倾斜力度，鼓励优秀人员向一线办案岗位流动。
这些改革举措其实并不新鲜，去年启动的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曾率先在上海、广东、海南等7个省市先行试点，到今年，试点的名单已经扩展到18个省区市。改革的重点也都聚焦在责任制、员额制以及加薪上。上海已率先提出，全市试点法院、检察院进入员额内的法官、检察官收入，暂按高于普通公务员43%的比例安排。
这一调薪，在国内诸行业中比较，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毫无疑问，给法官、检察官加薪，面临着公务员系统和其他行业的巨大压力。法官、检察官重要，警察同样重要，甚至城管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也很重要。职业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充分的加薪理由。法官、检察官的薪金提升，只有与法官、检察官的责、权相匹配，才更有说服力。
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之初，基于改革的难度各有不同，加薪始终如“雾里看花”，责任制则借助一些冤假错案的重审改判而得以迅速推进。这种脱节，被一些法官、检察官戏称为“强化责任如排山倒海，提高待遇如泥牛入海”。显然，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让法官、检察官肩上的担子确实越来越重了。如果一味强化责任，而不见待遇提升，“改革来了，人却走了”就不会只是个例。
当然，提升法官、检察官工资待遇，也未必能留住司法系统内那些“驿动的心”。但只要稳住主流、并给后来者以希望，这就是成功。法官、检察官地位的抬升，绝无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第一步踩在“高于普通公务员43%”，接下来，就得由法官和检察官展示展示自己“人有所值”的时刻了。要给司法官员高薪，首先就得提高司法官员的进入门槛，减少法官、检察官的员额，并疏通不合格司法官员的出口。当司法官员的绝对数量精简下来了，大幅提升司法官员的收入才有了可能。我们甚至可以说，员额制改革的推进，将左右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的成败。
也有一些网民吐槽，给法官、检察官相对高薪并不等于就能带来司法公正。这似乎有“正确的废话”之嫌。因为司法公正更有赖于开放监督与加强权力制约，但监督、制约机制与适当的薪酬制度并不冲突。本可并行不悖的两类制度，为何要左右互博，非要以其中之一手否定另一手呢？
不妨让行业协会接棒“美甲分级”
尽快放掉类似审批和执业门槛，才是对创业、就业最好的激励。一定地域、一定子类型的行业协会组织，如果能够成功接棒，将会大幅减轻政府的行政和监察执法压力。
做个指甲美容也要资格证书？还得划分五个等级？别以为这是天方夜谭，而是一些地方政府手中实实在在的审批权。据悉，在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对此感慨不已，要求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把政府监管的重点放在该管的事情上，比如真正去管一管那些伤天害理的“假美容”案件。
美个指甲，确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不是谁都能干。但这毕竟属于市场行为，本来应该由市场去认可，政府把这样的权力也要揽在手里，恐怕反倒纵容了寻租的空间，到头来很可能染黑了自己的指甲。所以，尽快放掉类似审批和执业门槛，才是对创业、就业最好的激励。
问题在于如何来放。一放了之，是不负责任。美甲，本身不会造成太大伤害，但使用的原料可能存在有害物质，刀具消毒也是一个隐患。把门槛放低，把进门之后的监管抬高，可谓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理性选择。接下来的问题是，除了必要的执法监察，日常性的监管与自律如何来做？
指望店家的道德观，只是一个方面，直接放手给市场，无异于与虎谋皮，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会让此类小本生意把成本一减再减，最终危害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其中，行业协会的作用往往被忽略。比如，对于美甲、足浴这样的日常消费行当，消费者协会的维权功能不可小觑。另一方面，行业自身的自律与互相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事故缓冲带”。
行有行规，坏了名声对谁都不好。一家餐馆使用地沟油，整条街的生意都会受影响；相反，良心“油条哥”的举动，很可能带来人们对食品安全信心的恢复。所以，一定地域、一定子类型的行业协会组织，如果能够成功接棒“美甲资质”“美甲分级”，将会大幅减轻政府的行政和监察执法压力，把消费者权益保护也置于更接地气、更加主动的层级上。
网络时代，草根阶层的培育，是一项重要课题。包括美甲、修脚在内的很多小本创业者，网络是他们结识、互动的廉价平台。采取必要的孵化手段，提供启动的资金与运行条件，这些微行业协会将会瞬间触发。更广意义上看，不仅是还权于民，倡导企业自己监督自己，也是互相学习、有序竞争的比较契机。
当然，对于协会的监管，与对于生产、服务本身的监管一样重要，都需要有规可循、有法必依。这才是政府那把“杀鸡牛刀”真正应当有所作为的地方。这个过程中，从“有油水”的资质、等级审批，转身向“没油水”的服务保障、综合协调，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难能方为可贵，简政放权走到今天，“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期盼直击靶心的法治箭矢.
女生散步丢条腿操场怎成漂移场
18日晚，山东建筑大学土操场上一辆轿车玩“漂移”时失控，撞到一名散步的大一女生，致其左腿截肢。警方表示，肇事司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被刑拘。
上大学还没一个月，就在校园里被车祸夺去一条腿，受害女生的遭遇令人扼腕痛惜。在夜间操场上玩漂移，是对学生安全的巨大威胁，肇事司机理应依法承担相应刑事和民事责任。
对这场车祸，校方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类似在操场上玩漂移并非个别和偶然的行为，有学生说操场上以前就有车辆玩漂移，网上一段视频则显示，3年前这里就被当成漂移场地。何以至此?土操场旁边有豁口，该校对社会车辆“交钱就让进”，可能都是原因。而根本的问题则在于，校方并没认识到玩漂移的危害性，没能及时、坚决地进行禁止。
我国正在进入汽车时代，大学校园里人多车多，校方应正视其间的安全风险，防止悲剧重演。
近日，一组手术室里男医生哄“小萝莉”的温馨照片在医生圈、网络上“疯传”，照片记录了即将做手术的小女孩在医生“大叔”的安抚下从哭泣到情绪平静的过程，暖暖的温情引发网友大呼“有爱”。记者走近当事人，还原了照片背后的温情故事。
>>暖男医生
手术室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做过
记者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了解到，照片里的场景发生在9月18日该医院的心脏外科例行手术上，男医生是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石卓，女孩歆儿（化名）今年只有2岁多，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据现场医务人员介绍，18日这天，歆儿要做心脏手术，由于进入陌生环境，又没有父母陪伴，她一进手术室便害怕地大哭。石卓见状，一边抱起歆儿哄着，一边从手机里翻出了自己女儿平时喜欢看的英语动画片。
“我也是一位6岁女孩的爸爸。其实不管男孩女孩，进了手术室都害怕，我们为人父母的，了解孩子的害怕，也特别能体会患儿家属的担心。”石医生说：“孩子是周三（16日）住院的，我几乎每天都去看她，小孩子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这是我们的例行公事。当天她一进手术室就哭闹开了，拍这些照片之前，我抱着她走来走去找了好几圈爸爸，她反复哭喊的只有一句话‘我要爸爸！’我就安抚她：我们先看一会儿动画片，看完后继续找好不好？”
“叽里呱啦的英语和卡通画面马上吸引了孩子目光，渐渐地，她在我怀抱里放松了紧张情绪，还回头看了一下戴着口罩给我们拍照的‘怪阿姨’，就是我们的麻醉师金自瑛。我向金医生使了一个眼色，金医生趁孩子分散注意力时，赶快过来实施麻醉，孩子几乎一秒钟进入‘梦乡’。”随后，石卓将歆儿抱上了手术台，并与胸外科主任李建华共同完成了手术。
石卓说，其实这种画面在手术室里并不少见。在手术室里，医护人员对除了婴儿以外的孩子有类似的安慰，比如用语言、眼神、怀抱来安慰他们，手术室里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做过。
>>漫画作者
医生就像大白都有一颗治愈心
李建华主任等同事和朋友都说，石医生是一位暖男，生活上工作上都很细心。而术前安慰小患儿的事，其他医生平常也在做，并没有什么特别。
李建华主任说：“我从医三十多年了，我对医学的理解是‘仁心仁术’，对于病人的关爱这是仁心，在医疗技术上为病人着想是仁术。出于女孩子对美观的要求，我们这次给孩子做的手术采用微创方法，在食道超声引导下，经股静脉进行了房缺封堵术。换句话就是——心脏手术做好了，胸部却没有任何伤口。”
这几天，一张以这组画面为原型创作的漫画也同时风行，漫画中，医生身边还多了一个卡通人物——大白。漫画作者是石医生的同行——邵逸夫医院整形外科的朱全超医生。
朱医生说，她之前在一家医院的儿科学习过，帮唇腭裂孩子做过手术，也了解孩子们做手术前是非常害怕的，而医生们的安抚是必要，也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
画漫画是朱医生的业余爱好。周五晚上，她在朋友圈里看到这组温馨的照片后有些感触，晚上11点多即画了漫画，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里。
说起创作思路，朱医生觉得，医生们和大白很像，都穿着白衣服，都有一颗治愈心，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给人温暖萌萌的感觉。其实医生和家属的心是一样的，都希望孩子们早日康复。
>>孩子爸爸
看到照片时差点儿哭了
联系上照片中小女孩的爸爸，他刚刚从女儿的病房里出来。他说，很多亲友都在微信上看到了照片，联系上他，关心女儿的病况，让他很意外很感动。
这位爸爸还给大家报了个喜，说女儿手术顺利，19日已经能下地走了。本周二就将带女儿离开当地。
“我女儿今年2岁零9个月了，出生后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女儿18日上午8点半手术，石医生7点多就到了病房，告诉我们手术将怎么做，还到病床边安抚我女儿。我当时很紧张，没听清楚石医生和女儿说什么，只记得石医生一直对女儿笑，还把胸牌给女儿看。”这位爸爸说，“女儿进了手术室，我的心里空荡荡的，担心极了。手术出来后，石医生只是告诉我手术很顺利。直到我从病友手机里看到女儿和石医生在手术室的温馨照片，我差点哭了。作为爸爸，我很感谢石医生能这么贴心照顾我女儿！”
这位爸爸说，因为当时没有石医生手机，他给李主任发了一条短信表达谢意。“突然觉得医生真的很好，很伟大，认识你真的很幸运。愿做一辈子的朋友。”
警惕无序造城造出新“城市病”
必须增设人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和谐为主要目标，必须修正追求短期利益的决策机制为追求长效利益，必须让市场而非行政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20日在贵阳举行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透露，国务院一项关于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这是严重的失控。”
新城规划的第一次统计数据披露，直观显示了造城运动的无序程度。近年来，“空城”“鬼城”之说时常见诸媒体，已折射出局部地区城市规划和建设有严重的资源错配和空耗问题。而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规模超过总人口20亿的数据，表明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
新城规划为什么贪大求全？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对于城市化没有形成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将城市化片面理解为大城市化。不同城方的城市规划，本应建立在当地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发展空间、环境承载能力等基础上，而不应以规模论英雄，但实际情况是，不少地方都将城市做大视作成功标志，不约而同地走由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的路子，为规划和建设的贪大求全提供了更大的驱动力。
客观原因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少区域内中心城市的大城市病已显露无遗，向周边扩展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成为普遍选择。资源向中心城市的过度集中，迫使区域内其他城市不得不通过向边缘拓展，以获取新的发展空间。中心城市向非中心城市的扩张、非中心城市向周边城镇和乡村扩张，形成了粗放式复制，导致城市发展与人口资源、自然禀赋之间无法适配。
过去，基于造城运动消化过剩产能、短期拉动经济的显著作用，对其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的无序缺乏有效规制。但是，在造城运动已经普遍偏离城市发展实际需求的情况下，调整现有的规划和建设模式已是当务之急。一方面，长期来看，造城无序最终将形成相互抢夺、挤占资源的情况，从而让优化经济发展空间的预期出现偏差，甚至导致经济发展空间恶化；另一方面，造城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既不可持续，也难以转化为人的发展机会。而城市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人的城市化，在于通过城市化率的提高，弱化二元化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的显性不公，让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乡人口获得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造城运动就会造出新“城市病”。
让城市发展规划变得有序起来，政府管理体制就不能再以经济和GDP政绩为唯一目标，而必须增设人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和谐为主要目标，就必须修正追求短期利益的决策机制为追求长效利益，就必须让市场而非行政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此来看，城市发展规划能否科学有序，其实是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课题。
“打死你也白打”，莫让枪支失控
有必要以更高位阶的立法方式明确警察用枪的权力、义务与责任，并制定出更加完善的流程管理制度，强化管理者的责任，才能避免“擦枪走火”。
20日，一段民警在派出所外持枪指向一名女子的视频在网上传开。视频显示，一身着警察制服的男子与一女子发生口角后，举枪指向女子称：“我就指你咋了？打死你也白打。”事后有网友指出，视频中的持枪男子为灵宝市公安局大王派出所民警。21日，河南灵宝警方回应称，警方已对视频进行调查核实，将针对视频内容发布声明，目前具体情况不便透露。
幸亏有同事及时制止，这起事件没有演变为类似于广西民警酒后开枪打死孕妇那样的悲剧。再说了，打死岂能白打？广西枪杀孕妇的警察于2014年7月被执行死刑。法律终将对施暴者以严惩。或许“打死你也白打”只是一句气话，但其间流露的暴戾和权力傲慢，还是让人心有余悸。
对于这起事件，公众最关心的莫过于真相与责任认定。双方究竟因何事导致剑拔弩张？该民警有没有权力随身佩枪？当地警方枪支管理是否存在漏洞？该民警将受到何种处罚？目前，当地称已开始调查核实情况。但实际上，若民警存在违规用枪，则不只是其个人问题，当地警方相关管理枪支人员也难脱其责。
如果认定该民警拔枪指向群众，则须为违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根据《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警察只能在面对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下才能使用枪支。《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规定，非警务活动严禁携带、使用枪支，还规定，与他人发生个人纠纷时为不能使用枪支的明确情形。
如果认定违反规定使用枪支，则须根据《警察法》与《公安机关实施停止执行职务和禁闭措施的规定》，对当事警察施以停止执行职务和禁闭措施的内部惩罚。
而如果警察的不当行为构成违法还须接受法律的制裁，《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须处以拘留与罚款等处罚。
该事件更凸显出人们对警枪失控的隐忧。近年来，暴恐事件及重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社会安定需要警方合理用枪、敢于用枪。而另一方面，警员不当用枪事件也并不少见。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因为，目前对于警用枪支管理的规定多数为公安机关的自设规定，更多地强调赋权和事后追责。
警察也是人，是人就可能存在不良情绪，进而做出难以弥补的冲动举动。因此，有必要以更高位阶的立法方式明确警察用枪的权力、义务与责任，并制定出更加完善的流程管理制度，强化管理者的责任，才能避免“擦枪走火”。
“扶老被讹”事件，警方调查为何难服众
真相仍在路上，吁求淮南警方公布更全面的调查。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节制愤怒，理性看待这个世界。
9月8日起，淮南女大学生扶老人事件一波三折。9月21日，淮南警方透露，经警方多方调查取证，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学生袁某骑车经过老人时相互有接触，女大学生承担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
至此，“称被讹”事件仿佛已逼近真相，尽管警方调查结果并非一锤定音，但可确信在舆论紧盯之下，相关调查过程不会是轻率的，调查结果也不会是草率的。但是，面对警方公布的结果，不少网友仍认定袁某被讹了。为何如此？恐怕与警方通报语焉不详有关，寥寥几句话，既无细节支撑，更无详情披露，只是简单地给出结论，让人难以信服。
更何况通报的表述过于模糊，比如，龙泉派出所究竟
是怎么“进行了多方调查取证”的？老人和女学生究竟是怎样的“相互有接触”？接触不等于撞人，过于中立的表达，难以佐证袁某该承担主要责任。而此前，最关键的监控已缺失，核心环节更是不清不楚，凭什么让袁某承担主要责任？
没有争鸣，就没有共鸣；没有了解，就难有和解。公众作为旁观者，他们需要靠证据说服，需要靠事实说服，也需要靠严丝合缝的逻辑说服。可惜，淮南警方无法满足公众最迫切的知情权，于是必然遭受如潮质疑。当然，淮南警方有苦难言，也许没有视频，便只能求助于旁证，通过所谓的“多方调查取证”来认定袁某负主要责任。基于公众的不信任，淮南警方更要如实阐述多方调查取证的具体过程。
撇开这些质疑，我们还应该回到事件的原点，有几个问题同样值得讨论。
其一，“称被讹”事件刚一出现时，为什么不少人本能地认定袁某冤屈，老太讹人？不得不说这是基于“经验”的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其实并不符合逻辑，甚至有些无理。一旦人云亦云，就可能伤害无辜。类似教训不胜枚举，我们理应节制冲动。
其二，警方的调查结论到底可不可信？警方当然有可能造假，有可能偏袒某一方，问题是，淮南警方敢不敢冒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与正义为敌，与网友为敌，与事实为敌？淮南警方调查已有相当一段时间，在媒体聚焦下，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造假的勇气有多大？
其三，的确有被扶老人讹人，那我们是不是就该永不扶人？这是报复谁呢？对淮南警方的调查，有网友说：不管是不是袁某的责任，以后老人跌倒了都不要扶，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如此情绪化，是跟谁赌气呢？谁能保证自己的父母不会跌倒，谁能保证自己年老了不会跌倒？
真相仍在路上，吁求淮南警方公布更全面的调查。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节制愤怒，理性看待这个世界。“灯火趋暗，你在何处”，如果光抱怨老人有多坏，看不到老人有多好；如果光指责社会有多糟糕，而忽略了自己的责任，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会变好？
除了保安，还应给富余教师更多选择
教师富余不可避免，谁为这个问题埋单，如何维护这些教师应有的尊严与待遇，是摆在社会面前的现实问题。除了转岗当保安，富余教师还应有更多、更合理的选择。
据报道，湖北省沙洋县今年在全县70所中小学和36所幼儿园中共选择172名富余教师担任专职保安，其中有几名是中小学前任校长，平均教龄30年左右。据称，随着出生人口数量减少，该县适龄入学儿童相应减少，加上部分乡镇学生随父母进城接受教育，导致部分学校教师资源出现富余。
尽管“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然而，当教师走下三尺讲台，穿上保安服，用拿惯粉笔的手握起钢叉、盾牌，多少还是有点落差与伤感。换一所学校上岗、面对陌生面孔还好点，要是还在原来的学校，学生还是那拨学生，“保安老师”将情何以堪？
教师富余问题不是今天才浮出水面。从统计数字来看，随着独生子女政策持续，全国中小学生招生数量连续十多年呈现下行态势，2014年初中招生人数比高峰期少了800多万人。若按教育部门规定的县城初中学校师生比1：16计，800多万初中生令初中教职工富余超过50万之众。从结构来看，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不断向沿海及经济较发达地区转移，导致欠发达地区教师富余情况更为突出，一些地区十多年前问题就已出现，未来还在继续强化，“教师转岗当××”新闻恐会不断涌现。
教师富余不可避免，谁为这个问题埋单，如何维护这些教师应有的尊严与待遇，是摆在社会面前的现实问题，一声令下让富余教师都去当专职保安、后勤人员，终究不是最佳路径，他们必须得到更合理的安置。原因有二：一是教师富余问题是社会问题，是各项公共政策组合、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更多责任不在他们身上，不应让他们埋单；二是这些被贴上“富余”标签的教师，都有很长教龄，为教育事业作过很多贡献，许多人已是桃李满天下，他们的功劳应该得到承认，“卸磨杀驴”对他们不公平。
除了转岗当保安，富余教师还应有更多、更合理的选择。譬如，年富力强的优秀教师，可以向外转移，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别的地区、学校继续得到重用；不愿外出的，通过转岗培训，使其进入新的教育领域，如中学转为小学教师、小学转幼儿教师等；符合机关事业单位用人标准的，可通过公开招考，转为行政人员；年龄较大，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应为他们提供非教学岗位，或适当提前退休；愿意下海创业的，在一段时间内保留待遇，以解其后顾之忧……只有秉持平等、尊重、公开、公正原则，富余教师群体才会安心。
城市喷泉大量闲置谁为浪费负责
李艳环是一家喷泉水景建设公司的老总，从2003年起，他就扑到喷泉水景建设的火热浪潮中，“大部分是政府工程”。他观察到，十多年间，喷泉已经遍地开花，几乎“每个市都有一个”。不断刷新喷射高度纪录的喷泉，屡屡成为新闻主角。如今，喷泉再次成为新闻主角。这一次，是因为闲置或拆除。
喷泉是美好的，但代价也是高昂的：修建往往是千万投资大手笔，运营起来更是耗水费电，一般一年的维护费用能达到工程造价的十分之一，且随着使用年岁、器材老化程度所需费用还会进一步上涨。正因为如此，各地喷泉遭遇“始乱终弃”的结局几乎是必然的，那些当年的决策者只爱喷泉年轻的容颜，却绝不肯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
君不见，浙江金华2004年耗资1600万元打造的“亚洲第一音乐喷泉”，如今处于半报废状态；浙江嘉兴2010年投资近4000万元打造的“七一广场”水景音乐喷泉，处于长时间停喷状态；江苏常州2013年投资5800万元的音乐喷泉，也已闲置近一年。喷泉沦为不喷水的雕塑，下一步自然是一拆了之。
然而，城市喷泉如今的没落，却不会让人忘记当年它是多么抢手。那些年，各地的喷泉竞赛“根本停不下来”。亚洲第一喷泉的宝座几度易主，广东河源拿下了，又被呼和浩特夺走，江苏宿迁则“笑到了最后”——2012年经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宿迁骆马湖喷泉终获“世界最高音乐喷泉”称号。
喷泉当然没有原罪，建个普通的喷泉给公园或绿地点缀一下未尝不可。但很多地方不仅要建，还得高、得大、得第一，这背后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民生需求，而是赤裸裸的政绩需求。在一些决策者眼中，政绩不是细润无声的民生工程，而是轰轰烈烈的大型项目，仿佛惟有轰动与奢华，才能证明城市的经济实力与自己的治理之功。
一地喷泉一建一拆，几千万资金就打了水漂，放到全国视野里，就可能是几十亿上百亿。面对这样的局面，至少我们需要反思大型项目的决策程序。只有拓宽社会各界知情、参与的渠道，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权力监督与问责，才能遏制公权乱作为，惟其如此，类似喷泉大拆大建的事才不会一再重演。
中学女生为何越来越暴力
在网络时代，手机拍照上传视频更为方便，施害者可以让受害者的惨状甚至裸体被广为观看，从中得到更大的满足。
近日，福建多名初中生围殴一女生的一条视频，在朋友圈和微博里得到快速传播。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和教育局已介入调查。从视频中可见，该名女生被多名学生围在墙角，有女生上前狂扇耳光、脚踹，长达13分钟。周边有其他人起哄。当事学生双方均没有告诉老师和家长，直至9月21日晚，视频被上传至网络。
近年来，发生在中小学生、尤其是女生之间的校园霸凌事件，屡见不鲜。挪威学者Dan Olweus 将校园霸凌定义为:一名学生长时间并且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之下；霸凌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长期性且多发性的事件。在这些被曝光的女生凌辱事件当中，普遍特点是，多位女生对一位女生进行殴打、羞辱，常伴随着剥衣服、拍裸照，甚至拉来男生观看、参与的恶劣情节，最后拍成视频上传。不能笼统地说所有视频都是凌辱者所上传的，但绝大部分情况都是他们有意为之，因为这样能对受害者在肉体伤害之外、再度施行精神伤害和凌辱。
并非是男生之间没有霸凌事件，当然有，而且数量不少。但男生之间的霸凌容易被视为打架、而且一直很常见，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心灵震撼。但女生的霸凌，通常伴随着性羞辱以及精神伤害；在网络时代，手机拍照上传视频更为方便，施害者可以让受害者的惨状甚至裸体被广为观看，从中得到更大的满足——正是后者的这种心理变态，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令人更为震惊。
在公共空间中，来自女生的校园暴力给人越来越多的观感，这或许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与传播渠道的多元有关。而正是因为上述所讲，将暴力视频传到网上对女生有更大的伤害性，从而也变相刺激了这种暴力视频的上传。
但也应该看到，女生校园暴力事件频发，最根本上，还是因为，我们社会对此类行为的惩戒制度，几十年来停滞不前。施暴者基本不会得到严厉的惩罚。因为这些校园犯罪者都不到18岁。
我查阅了一下近年来一些著名的校园霸凌事件的处理结果，有的是主犯开除学籍、行政拘留十五天，有的是记过处分，有的是罚款一两千元，更多的是“对涉事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相关监护人加强教育管理”。这些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事件尚且处理得如此轻描淡写，那些没那么受关注的霸凌事件就更可以想象了。
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今年8月，两名年仅18岁的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涉嫌非法绑架两名中国同学，面临包括折磨、绑架、殴打在内的6项指控，最高可判终身监禁。两人累计保释金高达600万美元。据说，两名被告第一次出庭时完全蒙掉了，原以为学生打架顶多是被校方教训一顿，连开除学籍都谈不上。更丢人的是，有被告的父母来美后贿赂受害人和证人，想私下金钱摆平，也立即被逮捕关押。
这说明，她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罪行；她们的家长也根本不知道这是犯罪。因为在中国，同样的行为，得到的惩罚是与上课忘了交作业差不多的。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适当修改了：因为它保护的，应该是未成年人的权利不被侵犯，而不是纵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在保护与惩戒之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平衡。
靠行政做大“农村淘宝”是缘木求鱼
“农村淘宝”仍是淘宝，要靠市场的朴素力量来推动。政府要知有为，更要知无为，恪守行政伦理、尊重市场规律，才是最大的推动和扶助。
“互联网+”的思路在基层实操后的效果如何？陕西扶风县给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
近日，扶风县人大常委会为了响应该县与阿里巴巴达成“农村淘宝”电商协议，要求职工每人网购至少1000元金额物品的消息在网络盛传。随后，扶风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确实发了此通知，但未做强制要求，县人大常委会29名工作人员大多网购消费100多元，总计9600元左右。
言下之意是，盖着人大公章的通知，其适用范围和产生的网购金额远远比网络流传的小，怎么至于引起网络舆情汹汹？
我猜想，扶风县官方或许有些困惑，甚至委屈。在这里，它与批评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视差：它的着眼点是农村淘宝“是县上的大事”，必须支持配合；批评者的问题却是，负责行使本级重大事项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的县级人大强制网购是否合适？它的行事逻辑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动员，批评者却以现代行政伦理为依据，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最忌讳行政权力在微观层面介入市场运作。哪怕是倡议，哪怕只有每人一二百元的效果，都和“互联网+”的价值目标、实际效果南辕北辙。
批评者的这种警惕，绝非小题大做。事实上，持同样逻辑的事情，不只是强制网购；持同样逻辑而被舆论批评的地方，不只是陕西扶风。近几年来，地方政府强制工作人员捐款、集资的新闻不绝于耳，甚至有像长沙天心区和福建闽侯县这样强制体制内工作人员劝说家人拆迁的事情出现。试图以大政府的强势来达成市场经济的目标，试图以行政权力最大化的手段来促成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已经成为了一种缘木求鱼的吊诡景象。
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行政传统也罢，权力不断自我伸张的惯性也罢，无论怎么解释上述事情，它们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仍能以新闻面貌出现，都是一个让人乐观不起来的信号。此类信号不断地在重申，在一些地方，公权力仍然在被随便甚至廉价地滥用，既无外部边界，也无内部制衡，甚至被滥用而不自知，被滥用而自以为正确，被滥用而自认为在惠民、利民、向着繁荣市场迈进。
扶风县政府公开的信息显示，9月23日扶风县“农村淘宝”启动当天，县级服务中心和第一批35个村级服务点正式运营，当日成交额达306万元。成交额不小，但不知其中有多少来自各机关单位的“倡议”，有多少是来自“互联网+”的动员能力。“农村淘宝”仍是淘宝，要靠市场的朴素力量来推动。政府要知有为，更要知无为，恪守行政伦理、尊重市场规律，才是最大的推动和扶助。
有权责统一才有“谁办案谁负责”
过去并不是没有司法责任制，所以才需要直面问题的“完善”之举。要完善的，正是检察官在权责上的统一。“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不能再被潜规则架空。
本月15日，中央深改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应建立与工作职责、实绩和贡献紧密联系的工资分配机制。本报曾以《司法官员加薪与加责应并行不悖》为题，强调“法官、检察官的薪金提升，只有与法官、检察官的责、权相匹配，才更有说服力”。而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加责”如期而至。
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对外发布《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根据最高检的官方解释，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就是要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要求，通过明晰检察官职责权限和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使检察官既成为司法办案的主体，也成为司法责任的主体。
“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说来简单，操作难。在司法责任制上，检察院不同于法院之处在于，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上下级”法院之间
只是审级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和司法责任制的具体制度设计中，既要体现“检察一体”“上令下从”的基本原则，又要突出检察官的主体地位。唯其如此，才能做到权责相当，司法责任制才不致被异化为“权大却责小”、“权小却责大”的怪现状。
从《意见》的内容来观察，通过改革减少审批环节，赋予检察官相对独立的对所办案件作出决定的权力，这样的制度设计指向颇为清晰。同时《意见》也赋予了检察官对检察长说“不”的提出异议权：当检察官执行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决定时，认为决定错误的，可以提出异议；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不改变该决定，或要求立即执行的，检察官应当执行，执行的后果由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负责，检察官不承担司法责任。检察官执行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明显违法的决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和法院司法责任制一样，检察院司法责任制也未采纳“错案责任”的提法，尽管公共舆论总是对错案究责更感兴趣。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错案”都存在司法责任，而司法责任的界定又在多个层面延伸到了错案责任之外。根据检察官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意见》将司法责任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三类，分别列举了各类司法责任的具体情形，以及免除司法责任的情形。这些细化较之过往，增强了司法责任追究的可操作性。
当然，过去并不是没有司法责任制，所以才需要直面问题的“完善”之举。要完善的，正是检察官在权责上的统一。“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不能再被潜规则架空。一个科学的、权责统一的司法责任制，才能助推司法公信的恢复和司法权威的重建。
公务员上班炒股有说法还得有管法
推迟时间，股市收盘再开会；简短陈述，“领导也要看大盘”；不敢送礼，干脆推荐好股票……近日，有媒体做了项调查，发现在党政机关里，上班时的“低头族”中，不少在炒股。
其实，2001年出台的《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就明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利用工作时间、办公设施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股市交易时间，与普通公职人员的工作时间重合较大。在全民炒股的热潮之下，“上班时间不能炒股”的规定难免被架空。总体来看，对公职人员上班炒股，有这样几种看法，或是将之视为“公开的秘密”，法不责众，炒也不怕；或是认为不过是工作间隙看个盘、挂个单，也不影响工作，炒又何妨？
真是如此吗？恐怕未必。很多地方对于公职人员上班时间炒股，抓得很严。在四川泸州、浙江金华等地，都有公职人员因为上班炒股而被处分。说不影响工作，更可能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定力，毕竟红绿跳动的数字背后是真金白银。
对公职人员上班时间的炒股行为，要想在技术上管控，有一定难度。换个角度看，虽然公务员上班，已经不再是“看报、喝茶、开会”的三部曲了，但实际上，一方面机关单位的性质不一，忙闲不均；另一方面也存在工作效率较低的问题，不乏“磨洋工”现象。这都让“得闲炒股”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说，调配好公务员的工作，让他们真正“忙起来”、效率高起来，或许是对炒股时间最好的稀释，也是对工作时间最好的利用。
“炒股炒得好，说明有头脑；炒股炒得精，说明思路清；炒股算得细，说明懂经济……”如此“从股民中考察任用干部”的戏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呼唤党政机关更规范、可行、有效的工作制度和纪律约束。说到底，在岗就要在状态，上班时间还是远离股市比较好。姑且不说作风建设、职业伦理，至少也是“吃啥饭就要操啥心”的道理所在。
羞辱医护被刑拘让人兴奋不起来
要解当前的医患难题，并没有灵丹妙药，但是医护之间多点耐心，制度上不断改进，医患对抗的减少可以期待。
近日，河南周口太康县6月大儿童康康（化名）在太康县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多名亲属怀疑为医生过错致死，殴打、辱骂医护人员和保安，并强迫医护抱尸示众。昨天，4名闹事家属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太康县委宣传部称，纠纷已经进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
恶劣事态渐趋平息，但是恐怕没有谁会兴奋，也很难释然，包括被羞辱的医护人员，她们可能稍觉解脱，却谈不上满意。而对于康康一家来说，靠撕闹并未讨回正义，更讨不回康康的生命，却搭进去4个人。
将心比心，6月大孩子死亡，搁在谁身上，都不会好受。问题是，可以不接受死亡，但不应妄断妄为；可以不接受冰冷的现实，但必须接受法律。孩子究竟是怎么死的？康康家属认为“医生将别人呼吸道感染的药打到我儿子身上”，孩子死亡后医院方面篡改病历，而当地初步调查显示，篡改病历和打错药都不存在。
真相到底如何，需要交给时间，交给独立第三方调查。不过，康康家人采取极端手段“维权”，恐怕难以逃脱法律制裁。因为，刑法修正案（九）已将聚众扰乱医疗秩序纳入刑法打击范围。
目前，此纠纷已经进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静待真相的同时，不免倍感苦涩和沉重，因为类似事件并非孤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除了少数职业医闹，那些愤怒的患者家长，选择对抗，料非故意，而是出于无奈甚至极大焦虑。他们不信任医生，不信任事故鉴定机构，不信任医院的监管部门，甚至也不信任司法机构，他们什么都不信任，他们“维权”的武器就是闹，就是不顾一切地宣泄。
闹，能闹出什么名堂？宣泄是过瘾，但难逃法律代价。可是，他们为何对医生充满了满满的恶意？如果搁在几十年前，他们会（或敢）挑战医生的权威吗？同样郁闷的是医生群体，也许当下是医生最没尊严的时代，在一些患者面前，他们变得不那么自信，甚至有些恐慌。
应承认，医生中有害群之马，有态度恶劣之徒，但绝大多数是良善之辈。日前，西安一医生跪地40分钟为9岁女童做手术，感动无数人，像这样的医生不是少数。不能因为有个别医生收红包吃回扣就否定医生群体，也不能因为有少数患者对医生不敬就对患者充满戒备甚至偏见。
患者和医生必须实现和解，两者是命运共同体，他们的共同敌人是疾病。而目前医患矛盾交织，问题不只在患者和医生身上。相较于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医术更高明了，看病更方便了，但患者的要求更高了，权利意识更强了，而制度安排却没能及时跟上。
当前，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有所信所仰，但恰恰缺乏信仰。涵养信仰，光靠劝慰是不行的，靠运动式的改造、法律的严苛惩戒也不行，最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人心融合，需要制度的人文关怀。眼下的医患关系固然复杂，但医生的一个动作、一句话仍能温暖患者的心。要解当前的医患难题，并没有灵丹妙药，但是医护之间多点耐心，制度上不断改进，医患对抗的减少可以期待。
24小时图书馆岂能因不文明而缩水
位于广州图书馆大门旁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近期出了一些状况，因为有读者在这里过夜，引起一些不卫生不文明的现象，馆方业务不得不缩水，在半夜锁门停止服务，令一些来借还书的夜猫子读者吃了闭门羹。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半夜停止服务，变得名不符实，也就等于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打了折扣。图书馆本来具有公益属性，不能因为少数读者的不文明行为，而缩短服务时间，这无疑是将所有读者的权利与不文明现象绑架到了一起，让所有读者“躺着中枪”，一起“陪绑”。
类似的以不文明现象等理由缩减公共服务的现象，并不少见。以杜绝不文明现象、提供优质服务等名义，停止服务或是变相收费，实际上是一种懒政，要么是缺乏管理智慧与管理能力，要么自己压根就没有提高服务水平的意识。
公共图书馆是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基本标杆，是最能见出一座城市内涵的地方。对于一些不文明现象，要设法制止，而不能把“孩子与洗脚水一起倒掉”。图书馆管理人员对于不文明行为人，要多进行监督，进行劝阻，耐心说服教育，相信大部分人也会遵守文明秩序。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只有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一切以读者利益为立场，才会成为矗立于城市的文明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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