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门到农门 全面解读大学生村官
大学生当村官,实际已在各地实行多年,却仍未摆脱其实验性质。今年上半年,中组部的“十万大学生村官”计划, 把这一各地分散的实验推上了中央战略的台面。 眼下这些村官刚刚就位。而此前几年各地自行选聘的村官,已到了合约期满重寻定位的时候。其间反差不一而足。大学生村官本是一自发涌现的微观现象,其当前的战略意义,来自新农村建设、基层政权巩固、就业压力缓冲等多重需求。这一被称为“新上山下乡”的举措,能够承担多种压力的聚焦、意义的放大吗?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下集中投放的国家和社会资源,能否获得预期收益?
大学生村官由于其本身的实验性质,尚存在着诸多内在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决定了大学生村官“运动”的未来得失,更现实地决定着大学生村官们的命运。
无论如何,大学生们由校门出发抵达农村,给最基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态带来触动,已经是一个事实。
从校门到农门的现实悖论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陶卫华、实习生阳洁/北京报道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学生的知识技能,吸引大学生下乡的却是公务员身份
李亚鹏的实验室设在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二条街村委文化活动室一侧。今年北京市农委批了他们一个先期资金10多万元的草莓育苗项目,这段日子他天天泡在实验室里。
中国农业大学化学系出身的他,一直在补习生物学知识。一个人承担技术研发也有点忙不过来。
但这已是令很多大学生村官羡慕的工作状态。他与同伴承担的草莓项目,作为北京市大学生村官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典型,屡见报端。
大多数村官没有李亚鹏这样幸运。对他们来说,日常事务和对于合同期满后出路的忧虑,是生活的两大内容。而即便是在李亚鹏的心底,也存在着续约期满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项目成功的背后
2006年,李亚鹏与同分到二条街村当村委会助理的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生王丽娜结成搭档。他们一个懂技术,一个懂管理,被马坊镇委宣传部长孙立妹评价为“最佳拍档”。
两位村官刚来就碰到了项目。当时北京市、平谷区政策鼓励发展设施农业,给一批条件成熟的村子下拨温室补贴建大棚。二条街村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联系,引回了优良的草莓种植技术。
年轻的村助理得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完全承担了草莓项目的具体事务。2006年,草莓项目一举成功,每个大棚净盈利2万余元。第二年,草莓面积扩大到69个棚,为全村增收了100多万元。如今,明星村官王丽娜已经是马坊镇乃至整个平谷区远近闻名“草莓天使”。
李亚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手头的研发成功,村里的草莓苗将不用再从农林科学院购买,这样每亩大棚光种苗成本就可以从之前的4000元降到2000元以内,还能解决因距离远购买的种苗成活率低的问题。
虽然盈利前景值得期待,但整个项目运作需要投资300多万元。“这笔钱我都没怎么敢细算,现在只是先做些小的实验,以后将涉及很多复杂问题,包括人工的管理。”
另一个矛盾是,李亚鹏的合同明年将到期,不知道一年后续签与否。而正在做的草莓研发项目,则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见效益。
梨羊村村官陈娟、高浮图发起的“甜玉米”种植,也是马坊镇村官支农的典范之一。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陈娟带来的甜玉米研发成果出自母校导师之手,刚试验成功就在村里示范性种植,并在第二年推广到了500亩,每亩增收800元的成果让村民们十分兴奋。
高浮图总结他们的优势体现在种子上,“属于师生情分”。陈娟选种的是最好的超甜玉米,种子价格比市场上便宜8 0元左右,相当于成本价。镇上的支持也是成功因素之一,推广种植的3万元资金直接从区委组织部划拨,来自镇里申请的吸引人才专项资金。
对此,马坊镇委宣传部长孙立妹总结:“做项目的是少数。王丽娜能做成项目,也并不是靠她一个人,身后有乡镇、县里、区里等所有人的支持。”她说,“马坊镇是试点镇,区、镇领导关注程度高,有问题会想办法解决。其他地方不一定这么做。”
事实上,2005年至今,平谷区聘用的559名大学生村官中,数得出来的支农典型也就是寥寥数例。
团队模式的尝试
对于镇罗营镇北水峪村助理姚振文来说,搞项目没有那么顺利。
中国林业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姚振文,是这个平谷区最北的偏远山村里第一位大学生村官。村委会班子对小姚的印象是“不爱说,但做事踏实”,刚刚结束的村委会“五好党员”评选,全村党员一致通过推选这位大学生村官。
村支部书记张永印告诉本刊记者,姚振文的到来让村里档案管理、网络信息化上了一大台阶。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鲜活的思想。
一个例子给张永印留下深刻印象。北水峪靠山伴水,林木覆盖率达到93%,旅游资源丰富。学旅游管理专业的姚振文观察到村北山脊上一片300多亩植被茂密的野生柏树林,提出可以在这里建一个森林公园模式的生态游览区。不过眼下这还只是个设想。
姚振文是镇罗营镇旅游开发促销团队的一员。该镇组织部部长赵顺河介绍,这一团队模式结合村官的专业和村里的主导产业,将42个村助理编为旅游开发促销、法律宣教、果品市场营销、有机种植技术推广、网络信息技术应用等6个团队, 整合使用。
姚振文所在的团队一共8人,其中5名是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镇委组织他们到全镇的7个民俗旅游村做专业调研, 上周刚刚形成一份《关于镇罗营镇旅游发展的建议思考》的调研报告,报告里的一些新思路让赵部长十分惊喜。“镇域经济促进团的思维很活跃,提出的建议针对性很强,”他评价说。
团队模式直接的经济成果已开始呈现:奥运期间“镇域经济促进团”的果品营销团队参与了该镇大桃品牌的整个营销和宣传策划工作,现在其品牌价值已从之前的2元提升到6元每斤。赵部长认为团队的作用功不可没。
这种团队模式在马坊镇的名字是“新农村服务小组”,在其他一些乡镇也得到鼓励。平谷区人事局村官办副主任胡连升总结这种模式的价值在于激发团队合力,让大学生村官变成了一种汇集的人才力量、发展策划团队,为新农村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但由于姚振文们大部分面临合同期满的出路问题,团队的前景也存在不确定性。
政策优惠的现实落差
推动大学毕业生进村的政策因素至关重要。
平谷区人事局村官办副主任胡连升告诉本刊记者,2005年平谷区率先在北京市各区中开始招聘大学生村官服务新农村建设,为此开出了一系列优惠条件,包括年薪参照初级公务员标准确定为3万,应届非北京生源毕业生解决北京市户口等。区财政全额支持了聘用这批村官的经费,并提供“五险一金”。
如今,整个平谷区新上岗的08届大学生村官达220名,规模大大超过往年,“村村有2名大学生”的目标如期实现。2008届平谷村官的招录取比例已超过10:1,村官招聘也是优中选优,竞争激烈。
2006年,在平谷试点成功的经验基础上,北京市提出“3年内招录8000名大学生到农村”的工作规划。
在村官待遇上,胡主任认为“平谷区的政策要比市里的优厚,市里推行的政策要比全国优厚”。如平谷区05届村官当年签合同非北京生源的户口即可迁到北京,而06届北京市招聘的则需经过2年考核,条件合格后方能解决户口。
但户口和工资待遇仍然不是决定性的。大学生村官论坛上一个关于“加入大学生村官队伍目的”的调查中,4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进入编制,加入公务员队伍”一项。
镇罗营镇玻璃台村村官宋小娜是北京市第一批村官之一。她坦承:“想着3年工作以后,应该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正式编制。”但情况并不如她想像那样顺利,“一直被许诺会有一系列优惠政策,谁知合同到期后,真正的选择只有续签或者自主择业。”
平谷区委组织部、人事局今年4月下发的05届村助理安置文件中规定:合同期满的村官参加7月平谷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面试成绩加3分,被评为市、区级的优秀大学生村助理再分别加2分、1分;参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试,笔试成绩加5分。
多数村官认为,这样的有限政策倾斜,并不能保证拥有3年农村基层经验的大学生村官获得优先选拔。北京市平谷区东鹿角村大学生村官张晓鹏参加了三次公务员考试,一直未能通过。
今年7月,05届平谷区第一批公开选拔的32名村委会主任助理正式合同期满。目前,7名村助理考上了北京市公务员,2名进入事业单位,3名选择了自主择业,其余20名村官选择续签一年。
宋小娜说:“选择续签是没办法,没有别的出路。”稍可安慰的是,她的月工资比之前提高了500元。
扎根农村的身份疑难
连续3年大批量的招聘让续聘村官感到“扑面而来的紧张气息”。05届优秀村官杜鹏在采访中急着向随本刊记者而来的区村官办人员询问北京市的新政策。
区村官办透露,明年北京市将拿出100个公务员指标,面向大学生“村官”进行招聘。但这100个指标相比全市 8000名村官,只是杯水车薪。“竞争太激烈了,”杜鹏感叹。
一个最明显的不利形势是,中央大的政策背景是乡镇机构编制五年内只减不增。
“我们想留,可能因为政策留不住”,镇罗营镇委组织部部长赵顺河认为,在编制限制下,村官想留在乡镇、农村不太现实。如果他们最终离开农村进入企业、公司,3年的基层经验又付之东流,反而身居劣势。“现在要再出去找与自己当年专业相关的工作也很难,因为学的东西已经捡不起来了。”马昌营村村官贾玮如是说。
东店村06届村官李丰蓉,是平谷区少数几个选入村党支部委员的大学生村助理之一。按照规定,村官的任期只有3 年,支委的任期则是5年,面对这样的矛盾她表态明确,“只要农村还需要我,我愿意留在农村。”
这种热情却面临现实阻力。村官合同期满后想继续留在农村服务,面临谁来发工资的问题。平谷区村官办表示,续签是一个过渡性政策,村官只能续签1年,不可能无限期续聘。而目前村官的工资两三倍于农村村干部工资,东高村镇西高村书记李福成坦言,虽然村里亟需专业知识人才,但如果没有上级财政支持,以村里的实力,他们确实也养不起大学生村官。
在各种大学生村官论坛上,出路和前途是被讨论最多的话题。不少人忧虑随着大学生村官数量递增,就业压力将在两三年后集中爆发。
“走马灯”的吊诡
前途不明朗影响到新村官的就业热情。08届新助理陈国栋告诉本刊,他的一个同学在几星期前已经选择离开,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拿到北京户口本来是陈国栋选择当村官的初衷,但他认为“现在看来,户口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他正在考虑将来是否应该回家乡广东寻找更多发展机会。
对于大学生村官的流动,平谷区人事局副局长侯成江明确表示,“村官不一定在农村留住多少,这种管理是动态的, 必然有走有留。”但东高村镇西高村支部书记李福成对此感到忧虑,他认为大学生村官如果沉不下来,来一拨走一拨,对新农村的效用将大打折扣。
“培养一个大学生村官的成本要比一个公务员高30%,”平谷区人事局村官办副主任胡连升向本刊表示,“村官是国家政策向农村倾斜加大投入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是不计成本。”
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带有某种初衷与手段的悖论:一方面农村需要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另一方面推动和吸引这些人才下乡的却是政府手中的公务员编制资源和薪金。一旦大学生们发现难以进入体制内,离开是必然的选择。
如果任大学生村官走马灯来去,村官政策也就面临吊诡之局:一方面农村所得收益尚不明确,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大学生的知识能力退化,并酿成他们再次进入社会的难题。如此,是否应该以诸多的优惠政策推动大学生就任村官,成为一笔难以平衡的账目。
为留住村官,北京市人事局不断加大政策倾斜力度,但在最关键的干部选拔上却步履持重。
根本原因在于,加大村官在公务员录取上的指标,必然会引发强烈的利益格局调整,尤其是在市区一级,由于编制资源的有限性,其敏感与艰难,是绕不过去的。
平谷区人事局副局长侯成江认为,从中央层面看,今年由中组部出面招聘大学生村官确有“培养后备干部”的战略意图,尤其是充实乡镇干部队伍;但目前平谷还没有这样的例子。他的解释是:“时间还太短,这项工作还是刚刚开始”。
乡村原有干部主要为“道德权威型”,而在市场条件下,能人型更吃香
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应届毕业生张祝希(化名)开始他第一份工作已有两个月,在江苏省北部的盐城市滨海县某村任村支部副书记。
张祝希是今年中组部牵头选聘到村任职的2万名高校毕业生之一。从今年开始,中组部会同财政部、中农办、教育部、团中央等10余部门,在全国推行大学生“村官”运动,5年时间计划选聘10万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已不在行政序列,成员一般在本村村民内部产生,有人譬之为社区球队;而大学生村官实质参与村务管理,类似借用的外援。为两者提供对接渠道的组织部门,还有挑选优秀球员充实到更高级别“球队”的初衷——培养党政干部后备人才。
但从基层政治生活实际看,这些“球员”实际上是治理当地社会的“裁判”,代行着权力。于是,事情就变得比“引援”或者“选秀”远为复杂了。
2008年中组部选派的大学生村官均已到村就职,与以往各地自行选聘的大学生村官交替,如同一连串投下的石子 ,在基层政治生活久显岑寂的水面上,溅起了一串串涟漪。
融入的法门
7月26日,张祝希第一天来村里报到时,村支部书记特别关照:“没事就不用往下跑了。”张祝希告诉本刊记者, “村干部认为我们是上面派下来的。”
在村里“上班”两个月,张祝希还没有闯过新秀墙——“村民把我当客人,感觉我迟早要走的;我自己也还没有找到工作方向”。
“到村里工作,新手都是迷惘的,一般要3个月时间调整。如果一年后还迷惘,就不正常了。”9月的一天,本刊记者在垫湖村找到07届村官封其兵时,他正和村民一起卸刚运来的碾米机器。满身尘土、皮肤黝黑的封其兵,尽褪大学生和村民的心理距离。
已在宿迁市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工作生活了一年,封其兵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不好意思地说:“我现在一口的垫湖话。”
“他刚来时,皮鞋锃亮,衬衫笔挺,流汗都不习惯,感觉格格不入,现在和我们一样土。”垫湖村的村干部告诉本刊记者。
“在农村工作,要用大脑做事,用四肢说话。”上塘镇党委书记这句话,封其兵印象很深。“先要当村民,而不是当村干部。”
用四肢得到村民认可后,大学生的脑袋开始发挥作用。2007年底,封其兵利用网络,帮助村民销售无公害大米、草鸡蛋,打开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并将“垫湖籼米”打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超市柜台。
封其兵已经完全融入垫湖村,得到了村民信任,“康庄示范村的台账和帮扶款项,都在封其兵这里,他会电脑,账做得清楚。”垫湖村的党支部书记说。
“像封其兵这样,比较务实,帮农民增收了,自然就接纳他。他本人也能找到奋斗的目标。”宿迁市组织部副部长何通告诉本刊记者,“从校门到农门,跨度比较大,在适应的过程中,组织部门采取具体的引导措施,让村民觉得大学生对农村有帮助。”
宿迁的经验是“创业富民”。宿迁市共有254名大学生到村任职,目前已有203名到村任职大学生兴办各类实体 82个。
《瞭望东方周刊》通过走访、电话、网络的不完全调研显示,一些没有找到经济项目的大学生村官,很多仍然觉得自己“无事可做”,自我设置了难以突围的条框——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村民,却是村里“干部”,自我身份错位;合同是和县人才交流中心签的,但是单位在村里,常常陷入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镇里认为“工资都是省里发的,跟他们没关系”,但却 “抽调他们到乡里做台账”;因为“考核和吃住在乡镇”,大多数村官妥协、服从乡镇领导。
江苏省委党校教育长兼行政学院教育长桑学成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后,队伍会分化,一部分人可能会坚持不下去;还有一部分熬着等报考公务员或考研的机会;小部分人能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
“要不来钱,我们杨楼村要你干吗”
戈新化是江苏省大学生村官的领头雁。24岁的他作为2007年江苏省1011工程大学生村官之一,经村民民主选举,成为宿迁市杨楼村的书记、主任一肩挑领头人。
当了9个月“一把手”的戈新化仍不免彷徨。他告诉本刊记者:“一开始得到村民认可,不难;一直达到村民的期望值,没有想象的顺利。”
戈新化在9月11日的博客中写道:“如何让基层干群承认我的合法身份、取得其信任是个问题。”
到村任职的前半年,戈新化积极参与村里事务,拿出5000元启动资金、亲力亲为将村里的“泥路”修成了“石子路”,得到村民的一致赞许。丁义美等老党员提议戈参加村支部书记、主任竞选。
在戈被推选为候选人并预选入围后,2007年12月8日,杨楼村“两委”换届选举,戈新化获得了2/3的村民选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在与老书记的竞争中,戈更是获得了到场所有党员的支持,将杨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
杨楼村前支部书记杨永敢告诉本刊记者,本地的年轻人对竞选村干部兴趣不大,村干部断层比较严重。由于受经济条件限制,农村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村干部的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思想比较僵化,加之村民家族意识很强,“比较服老干部”。
戈新化胜出,在当地引起很大冲击。“选举的当天,组织部门、公安部门,都到场维持秩序。一个外来的大学生要竞选一把手,在我们杨楼、在宿迁的历史上从没有过。”66岁的老党员丁义美分析,“一是大学生清正廉洁,肯干事情;二是原来的书记群众不拥护。”
但在今年7月底的一次支部大会上,丁义美“弹劾”戈新化,请他“辞去村主任”;支委段崇良随后提议由现在的村总账会计丁成担任村委会主任。丁义美和段崇良在9个月前,是2名力挺戈新化竞选的党员。
“杨楼的事情,还是杨楼人自己来管好办。”丁义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戈新化另一个忧心的事情是,他想真正为杨楼经济全面发展做出贡献,而“不是向对口单位要钱”。丁义美对此很恼火,曾当面质问戈新化,“要不来钱,我们杨楼村要你干吗?”
本刊记者在苏北地区采访发现,很多村民和村干部都希望大学生能带来些“看得见的实惠”,而对村里其他事务,村民对大学生的能力不是很信任。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近期对灌南县2007年选聘的大学生“村官”的调研报告显示,一年下来,很多人至今不能单独处理村里的事情,“原来的村干部根本不让我们接近核心村务”。59.5%的大学生村官负责协助村干部处理村委会的日常事务,21.4%主要处理日常村务中的文档材料,还有14.3%的人没有特定的工作任务。
桑学成认为,乡村原有干部主要为“道德权威型”,而在市场条件下,能人型更吃香,大学生村官想要介入村务,带领村民致富几为不二法门。
站在哪一边
戈新化当选“一把手”伊始,就面临在上级政府和村民之间“站在哪一边”的问题。
地处开发区的三棵树乡,因有明确发展规划,希望所有土地保持现状;而农村将小房子翻修时,往往要多占宅基地。村民要盖房、政府要拆违,村干部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上届村两委,对村民多占用宅基地的“违章建筑”部分,收取每平方 300元左右的款项,这些款项入账时比较混乱,引起群众不满。戈新化上任后,希望兼顾公平,又“打乱了乡政府的工作计划”。
2007年底,镇政府工作人员对该村一户新修房的违章部分进行拆除。因为影响面太大,戈新化到场表态:“不能针对一户执法,如果公平,就要普遍执法。”
拆迁最终不了了之,陷入乡与村的僵持。村民丁义品因自家住房翻新,到乡里办手续时,被告知“不要找我们,找戈新化,他是中央派下来的领导”。
三棵树乡乡长力春益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重点说到这件事情:“戈新化不站在党委政府一边,而站在老百姓一边 ,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被动。”“他当一把手还是嫌早了点,村民选上来也没办法。”
戈新化自认“站在老百姓一边”的事情不止这一起,“刚开始工作,主要从村民角度考虑,对乡政府布置的工作执行得不是很到位。想得通,就执行,想不通,就直接顶回去。”
他对此反省,刚主持工作时,更多地把问题归结于干部本人,现在尝试更多地寻找深层次的原因。“在乡村的政治环境中,我理解领导对我的看法,我如果处在他们的位置,也不能确定是怎样的行事风格”。
“如果有可能,希望在更高的平台,影响一些事情,不一定在行政序列。”戈新化最后说,三农问题的学术研究是他志愿之一。
鲶鱼效应
“选派大学生到村任职,有个鲶鱼效应,激活农村相对封闭、思想保守的旧局面。”宿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何通认为 ,“大学生的知识背景和在农村的历练,能为宿迁干部特别是乡镇干部提供有竞争力的后备人才,把干部队伍激活。”
为给大学生村官“搭梯子”、“腾位子”,宿迁市预留了多条通道。计划拿出部分公务员名额,定向面对大学生“村官”;市县乡的事业单位需要补充,向大学生村官倾斜;其次是补充到乡镇领导班子。泗阳县初步设想,将部分工作突出的大学生村官提拔上来,任乡镇长助理,同时不脱离村里的工作,着重培养。
2008年初,戈新化等9名大学生村官,被特邀参加了宿迁市委全体(扩大)会议,这在以前“至少乡镇党委书记才有资格参加”。各县区的所有大会,一律扩大到所有村官。
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国生曾公开表示,选拔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是培养干部的“源头工程”,“将带来人事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就是人才要到基层锻炼,干部要面向基层选拔。”“要循序渐进地多岗位磨练,其中特别优秀的,需要大胆使用,有所突破。”
江苏省委组织部2008年除对以往的激励保障政策进行完善外,还规定对任职满3年的大学生,省里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公务员职位专门定向招录,在县乡事业单位补充人员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据统计,在去年该省选聘到村任职的千名大学生中,已有10人当选为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231人当选为村党组织副书记,112人当选村委会副主任。另有13人当选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报名参加大学生村官的人数逐年增多,今年江苏省选聘1600名大学生村官,报名人数在5倍以上。一些名牌学府毕业生和研究生也厕身其中。
清华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石磊,两年前曾带队到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支教;2007年参加了京郊的 “三农”调查等活动。此次,全国招录大学生村官,他认为是个实现理想的机会,“放弃了保送读研和中石化的工作机会”, 成为清华第一个报名应聘江苏村官的大学生。
江苏省确定的1670名建议录用人选中,学生党员占1367人;担任过校、系学生会负责人或校、系学生会中层干部及班干部的1322人;曾荣获过优秀共**员或优秀团干部和优秀学生干部以及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的1 448人,占86.7%。
从源头开始,“村官实验”起着促使在校大学生积极靠拢政治的催化剂效用。
海南省某地曾将大学生村官集体转职为代课老师
“我的理想就是改造农村。按照最初刚到村的理想化说法,是打造第二个华西村。”2008年4月15日,江苏省宿迁市的大学生村官戈新化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畅谈理想,坐在电视机前的傅军(化名)则泪流满面。
戈新化到宿迁之前,傅军已在邻近宿迁的盐城市阜宁县做了8年的大学生村官,月薪600多元。2008年6月1 8日,在中组部选聘的大学生村官到达阜宁前夕,傅军黯然离去。
阜宁县在1998年和1999年,曾选派64名大中专毕业生赴村任职,至今仍有20多人在农村滞留,过着无编制、无保障、月薪600-800元的生活;仅有3人通过公务员招考,大多选择自动退出。
2008年以前,各地自行开展的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的活动中,因地方经济条件、政策和兑现效果不同,大学生村官的待遇、前途很不平衡,造成了新旧人才衔接和公平性问题,出现大量流失现象。眼下,时间、地域区别带来的政策不平衡的现象仍在继续。
先行者的喟叹
1998年,盐城市阜宁县开展“择优选派大中专毕业生到村任职锻炼”的工作,主要面向农林水院校。1999年 ,范围缩小到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大学生,两年共选派大、中专毕业生64人。
当年的村官实验和现在类似,选派的目的除解决毕业生就业外,是“为乡村培养和储备后备干部”;到村任职,党员可任村支部副书记;非党员任科技副主任等非选举干部;人事关系挂在乡镇,不列编,由乡镇管理。
在阜组字107号和阜人发48号文件上,对这两批“村官”的出路如此规划:“凡选派到农村和企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一律实行一年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可作为后备干部培养。”
另外还规定,“对政治思想素质好、工作实绩突出、群众满意的,可提拔到有关领导岗位任职;乡镇机关在招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空岗缺额补员时,可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和程序优先录用”。
“1999年,我们还是刚毕业的毛头小子,以为这是条实现理想的道路,到村的干部介绍信,除了没有编制委员会的印,其他都一样。”傅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999年,县委组织部对98届大学生村官进行了一次考核。此后直到2004年间,考核付之阙如。2004年 8月,任期将满,在留守的大学生村官们的一再要求下,县委组织部对当时在岗的44人进行了考核,分村、镇(区)两级进行。本刊记者从一份情况汇总表上看到,村党组织建议重用30人,9个镇(区)党委建议提拔使用。
目前这批村官中,大部分已自谋出路,仅剩20人实际在村工作,工资、待遇几乎停滞在10年前的水平,工资普遍为600到800每月,除农村医疗保险外,没有任何福利。
罗桥镇的袁德怀和陶钧是他们当中“混”得比较好的,2003年2月进入镇政府,袁在工业办,任安全生产管理站站长,陶钧任统计站长。
“如果说能力不行,我们都受过各级表彰的,过去行,现在还行。”傅军说,陶、袁二人都在现职上获得工作奖励, 而他自己是2004年到2007年镇里“三个文明”建设的先进个人。
“我们是大学生村官运动的先行者,看到现在这么好的政策,看看自己,只能后悔早生10年。我们心不甘,文件都规定好的,为什么不执行?”傅军说。
待遇有别
各地大学生村官的待遇差别甚大。
安徽凤阳县虽地处中部欠发达地区,但对村官的扶持力度较大,2006年、2007年县里自行招录的大学生村官 ,比照县级事业单位工资待遇,每月1200元,有医疗、养老、失业保险,待遇比新参加工作的同级事业单位人员高一级。
乡镇政府在财力上给予村官支持,大学生有大棚蔬菜等创业项目的,1亩地给予1500元补贴,一口井补贴400 0元。府城镇镇长朱昌告诉本刊记者:“刚毕业的大学生,有知识但是没资金,地方政府要为他们创造条件,我们的大学生村官创业园,镇里投入了100多万。”
本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大学生村官的待遇情况,北京待遇较高,每月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并为其缴纳各类社会保险;非北京生源的北京高校毕业生还可获北京户口。
浙江,大学生“村官”专科生每月1000元,本科生每月1200元,五大保险每月近百元。江苏大学生村官享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资待遇,直接转正定级。初定职称,工资高定一级。常州的一名大学生村官透露,他的全年收入在4万以上。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一名大学生村官告诉本刊记者,他的工资是800元,基础工资600元、生活补助200元,最近才听说要涨到1200元,“生活比较困难”。组织部门重视程度一直很高,但在乡镇一级,许多政策不能落实。
同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招录的大学生村官,待遇可能大不一样,这直接决定了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状态。除了前文提及的盐城市大学生村官的境遇外,四川在2007年以前10年选聘到农村和基层社区任职的8000余名大学生,流失率高达70%。而2007年度以后按照显著提高了的待遇选聘的大学生村官,安心工作的比率则在90%以上。
不一样的出路
3年后,会怎样?这是大学生村官就任伊始普遍关注的问题。
今年暑期,苏州科技学院团委就“大学生村官生存状况”的调查显示,面对有关今后发展方向的问题,40%的受访大学生村官希望在合同期满后能进入区(县)、乡(镇)公务员队伍,25%的人希望任职乡(镇)后备干部,20%的人希望在农村创业、共同发展农村经济,15%的人希望按照法定程序进入村两委班子。
江苏省最早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试验的,是徐州市丰县。1995年,丰县县委“为推动实施农村人才战略, 全面提升村级干部素质”,开始实施“雏鹰工程”。其时,解决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也是政治任务之一。当年8月,2 00多名毕业生应考,最终13人经录用下派,职务是村长助理。
丰县县委此后不断完善培养、跟踪和淘汰制度,成绩突出者优先使用;经过一年以上的考验,对不胜任工作者,退回人事部门进行二次就业分配。目前,丰县下派的100多名大学生村官中,已有1人提拔为正科级领导,22人成为副科级干部,另26人解决了公务员编制。
克隆丰县模式继起的阜宁县尝试了两年,没有持续,此前选聘的人马沦为弃儿。而丰县则一路摸索,为以后江苏省的全面推广积累了经验。江苏省各地此后选聘了2984名大学生到村工作,2007年,江苏省实施1011工程,再次选聘 1011名应届毕业生到苏北5市的1011个经济薄弱村任职。
对于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的村官来说,除了待遇,出路问题也不可与北京大兴、安徽凤阳或江苏丰县同日而语。前文所述的该区大学生村官对本刊记者说,虽然区里当初有政策,优秀大学生村干部可优先参加事业单位人员增编考试。“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海南省定安县因缺乏后续的政策指引,将大学生村官集体转职为代课老师,也曾引发集体反弹。
江苏省委党校教育长兼行政学院教育长桑学成教授认为,如何形成有利于大学生扎根基层的长效机制,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中组部此次跨地域选聘大学生村官,固然有助于形成全国一盘棋,但就大学生村官现象的整体来说,时间和地域的不平衡,始终是一个长期存在并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否则必将影响村官实验的未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丁仕松/江苏、安徽报道
市里新开通的城铁线路,她一条也没坐过,连在哪儿都不知道
“我们像他们一样,为了梦想去奋斗……可是,当我们把那抽象的梦想变成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离那梦想很遥远,特别遥远,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热播电视剧《奋斗》中80后毕业生进入社会后的一段感言,若与大学生村官之路叠加,会产生奇妙的共鸣。
晒得黑黑的容颜,干练而朴素的外表,日渐远离城市的口语,和偶尔带出来的一两丝“官气”——蔡新,是这群体中的一员。
“苦干”村务
“早哪!”村民打招呼。
“您也早!”蔡新向村民微笑着,骑车而过，身上穿着印有奥运首都志愿者标志的蓝色T恤。
西大街村的村民们天天看着蔡新这么从村街道经过,到东头的村委会上班。
自行车是区上为村助理统一配的,一人一辆。也有些村官,自己掏钱买了电动车或摩托,图个走村串巷方便。蔡新能吃苦,她一直骑自行车,那辆车陪她度过了整整两年的村官时光。
蔡新把车停在村委会过道里。办公室里一片静谧。时间是早上8点。
她的办公室紧挨着书记的。蔡新放下包,直奔书记办公室,擦桌子、拖地、收拾各种文件。“书记的办公室卫生都是我打扫,这是每天上班第一件事。”蔡新告诉本刊记者。
她惦记着快点完成书记叮嘱要写的发言稿,要在镇里的党支部书记研讨会上用的。材料在这两天已经写了大半,围绕着村里就业难、基本生活、出行难和看病难看病贵几大民生问题的解决;还需要补充一些数据,如报销医药费的数额。
“这完全是我自己写的,因为现在对村里的实际情况都熟悉了,好写。”蔡新说这是村官的基本日常工作。
9点多,书记任增明来了,对她的材料提出了修改意见。蔡新很快完成定稿,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镇委组织部。
任书记在这些事务上挺信任蔡新,“在材料的理论包装、文字处理上,她一天能完成的事儿,我可能需要三天。”
10点,妇联主任又找到蔡新,让她帮忙写篇妇联信息,以作为上报的一条月报信息报给计生办。事情虽琐碎,也要花些功夫。刚完成这一项,她又想起前一天党员学习日的会议记录初稿,还要再录入到村支部工作册上。
会议记录是村助理必做的重头工作之一。今年以来的西大街两委会议记录初稿,蔡新已经做了厚厚一大本。
狭小的办公室里,排列着一些整齐的分类整理归档材料,材料上标注着“西大街会议记录”、“党员先进性教育”、 “市区镇下发文件”、“重大事项讨论”等12个大项。在历次市、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专题检查中,西大村的村务管理工作都受到上级好评。它代表着村助理最直接的工作成果。
任增明评价大学生助理最重要的作用是提升了农村村务管理的水平:“过去农村是粗放管理,现在讲求基层组织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村官到来确实把这块儿补上了。”
村民的期待
快到中饭时间,村民王景华突然托人捎来话,自己写了些东西想请村助理过去看看。
此前,蔡新向村里能写会道的张有德约了一篇稿,登在她担任当期责编的马坊镇大学生村官杂志《今日马坊》上,被王景华大爷看见了。他就常常写些东西,叫她给看看。
这次他写的是个感谢信。王大爷今年68岁,王老太太也满70,两位老人最近刚领到按月发放的400元养老金, 这一福利来自北京市政府新制定的对农村60岁以上老人给予补贴每月200元养老费的新政策。为表感动之心,王大爷的标题写得直白:“感谢北京市政府”。
“您念念我听听”,蔡新辨认着手写的笔迹,思忖着怎么修改。
王大爷朗读起来:“这部分老人年轻时是生产队的主力军,改革开放后收入微薄,现在完全靠儿女生活,政府的补助政策说明了人道的理念……”
蔡新爽快答应会帮着把感谢信在电脑上打出来修改修改,试着投给《今日马坊》发表。
王大爷话匣子打开,又提起村里土地被征用建设开发区后,征地安置补偿款一直没发的问题。出门,王大爷一再叮咛 :“村里的事情成与不成我都不想让干部知道,知道他会说你这不是出风头吗!”
蔡新承诺“我给你保密”,又转回到了村委会。此时已过12点半,她赶不上食堂的饭菜了,只能去附近小饭馆凑合一餐。吃完饭,还有时间骑自行车回附近的宿舍休息一下。
路上她思考着安置补偿款的问题。蔡新明白,她能做的是“把百姓声音再给书记说道说道,给领导提一提”。
想干的与能干的
村委办公室墙上贴的“西大街村村委会干部分工表”上,蔡新的职务是村委会委员。工作范围划定为:“材料撰写, 整理宣传,图书室管理。”
电脑前的一张小条上,记录着奥运期间的另一项安保任务:“每天16:00前上报平安。”她笑着说:“贴在眼前 ,是害怕自己忘了。”
蔡新还随时会碰到一些临时性的任务。
下午上班前,她骑自行车经过十字路口时,远远向看道口的治安巡逻员询问:“过了几辆进村的车?”
“8辆。”巡逻员大声回答。
村里进出车辆的数字,也是她每天要向镇里安保部门汇报的信息。蔡新认为“这项工作没多大意义”,但还是每天坚持。
下午3点多,处理王大爷感谢信的间歇,妇联主任又拿了一份关于西大街村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的草拟文字,让她帮忙录入电脑。
此外,每月党员学习日材料准备、制定学习计划、讲课电教手册,以及农村合作医疗、大病养老保险等工作的登记宣传,甚至农业普查的入户访问、材料整理、报送批工作,也都落在了年轻的村助理身上。
“现在大家都说我黑了,老出去嘛。”蔡新每个月都会陪同妇联主任给育龄妇女做孕检,或者慰问,经常有事需要走村串户。“帮了我好多事儿”,妇联主任说。
2006年7月,出身农村的蔡新和同班同学陈娟一起,从北京联合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来到马坊镇任村助理时 ,并未想到村官的真实工作状态会是这样。一开始,蔡新的脑子里也充满了想法——
她想过可以帮助村民销售大桃。家在北京房山区农村的蔡新有亲戚跟农科院熟,有很好的水果种苗资源。她想着平谷离得远,可以帮助村民联系北京专家,还可以跑跑网上销售。结果来到西大街村发现,村里只有一户人家种大桃,并不愁销路 ;
她也想过村里“40、50”人员就业困难,很多妇女在家带孩子,可以组织她们利用业余时间干点手工活。她想到了编织中国结。为此,蔡新几次去王府井了解情况并寻找合作方。结果回来一论证发现销路是问题,对方只能解决一部分,投资风险很大;她又想到了纳鞋垫,想找到可提供货源、原材料和销路的一条龙服务的合作对象,结果发现初涉这一行业出乎意料地艰难;
她还想过给村民放幻灯片、组织放寒暑假的孩子学习英语、计算机等知识。可是到村后发现根本没有幻灯片设备,当时连电脑都不能上网;而且村里也没有合适的地方搞活动,文化大院还没建起来……
“当时想得特别好,结果来了根据实际情况看多数实现不了,还是得务实。”最终,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整,蔡新认为自己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还是在对村民的宣传教育上。
村官现实与上升路径
下午4点以后,一排办公室只剩下村助理和妇联主任两个人。
“挺无聊的吧?”偶尔闲下来的瞬间,蔡新突然向本刊记者发问。她承认有时自己也会觉得无聊,但很快又兴奋起来 ,“我是没事儿干自己也找事儿干呢,除了规定范围内的职责,宣传教育这块儿就是我自己找的事儿。”
蔡新叫上妇联主任出门一起去采访一位村民。她采访的主角是一位连续两年尽心照顾瘫痪在床丈母娘的孝顺女婿,以作为宣扬优良乡风的广播素材。
2006年到西大街村不久,蔡新就想到了办广播,这个想法得到书记支持。很快她在马坊镇率先开办了“新村之声 ”广播站,一人兼任播音员、记者、编辑多职,每周广播三次。
镇里的书记得知此事,在大学生村助理开会时公开表扬。一大批效仿她的村助理广播站在各村开始亮相。蔡新觉着“ 必须搞创新”,又在2008年增设了“和谐社会靠大家,争夺文明新村名”专栏,“我不怕麻烦,就下去采访那些婆媳和谐、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家庭环境卫生搞得好的典型”。
下午6点,未到吃饭时间,蔡新就在村委会门卫室简陋的话筒前,开始了她中秋节后的第一次广播:“今天是9月1 6日,星期二,今天主要的节目有,家庭教育专栏,生活小常识,天气预报。首先进入家庭教育专栏……”
提起“新村之声”,蔡新心中有一个难解的疙瘩:自己最早做的广播,一位借鉴她思路的村官跟着开设了一个“青春之音广播站”,后来弄了个挺大的揭牌仪式,区里领导都来了,宣传得沸沸扬扬。
不久,那位村官被区里借调走了。一些助理替蔡新打抱不平,他们批评蔡新不会宣传。
经历过这事儿,蔡新反而变得心态特别平和,“我不想像他们,争来争去的,都想着法儿向领导表现。我顺其自然吧 ”。但村官间激烈的竞争氛围,并不能让她永远保持这样的淡然。
“我们以后好找工作吗?”采访中她突然这样问。
两年的村官生活已经让蔡新感觉到和城市的脱节感,“再和自己特别好的小学、初中同学聚会,发现没什么可说的, 没共同话题了”。她告诉本刊,自己最近一次去北京是3个月前。市里新开通的城铁线路,她一条也没坐过,连在哪儿都不知道。
她的很多同伴们都做好了两手准备,在利用空余时间抓紧时间,准备考研、考公务员,或者作别的打算。蔡新也在这期间考过了一个注册会计证,空闲时她给村官王丽娜注册的公司和陈娟的合作社做账,经常熬夜一宿不睡。
晚饭后的夜晚,蔡新在报纸、用友会计软件的工具书和新农村建设读本中度过。
本刊记者问她:“看得进去吗?”她说:“看得进去,因为心静。”（《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陶卫华/北京报道）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唉，就业压力啊 事在人为啊有太多的 ？了 现象的背后有着沉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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